内阁几位重臣忧心忡忡的看着李治，几乎是开口哀求。
“陛下，不可这样啊！我们已经欠你这么多钱了，你还要这样给别人派发利息，这样皇家再多的钱，也禁不起你这么花啊！”
没错，李治要开办的是皇家银行。这是一家商业银行。它将承担一部分中央银行的结算任务。不把帐务算清楚，李治怎么好意思直接开央行呢？
银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率。没有利率，没有人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唐代已经出现了金融管理机构，但那个存钱不仅不给利息，反而是要交管理费的。这个管理费虽然在后世也存在，但总的说来，没有利率系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所以，李治说要开银行，不仅不收取管理费，反而给储户利息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疯了……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把钱往外送的行为吗？这得多败家的皇帝才做得出来啊！当朝天子英明神武，怎么在钱这个事情上就这么糊涂呢？
陛下，你不要把朝廷和皇家的钱就这么玩坏掉啊！
一干老臣痛哭流涕，他们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朝廷的事情他们知道，真是穷怕了。
“你们不要这么没有志气。怎么了，穷怕了啊？”李治不慌不忙的摇着扇子，一副成竹在握的样子。
“朕决定派发利息，这是有理由的。”他拿起一把开元通宝，“你们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内阁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说啥。皇帝脑子坏掉了？但还是有人回答了一句：“这是钱……”
“它能吃吗？能穿吗？”
“不能。”
“为什么人人都想要？”
“因为……他可以买需要的东西。”
“没错。反正它是用来买东西的。如果我的臣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买东西，那是不是就没人需要钱了？”
“但是陛下，如果不花钱就买东西，那不就成了抢劫了吗？那谁会卖啊！”
李治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不，不。不是抢劫。朕就打个比方，如果人人都把钱放在银行里，当他们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双方来银行取出来，再给另外一个人，再存进去……就这样。”
这种近乎痴呆的行为，把内阁的小伙伴们都吓呆了。
“陛下，醒醒啊，你说这个行为有什么意义啊！”
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货币形式，这么买东西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买卖双方都可能没有地方存放大量的代用货币，比如布匹。所以在大宗商品买卖的时候，随身交易无疑是个很愚蠢的行为，这个时候去钱柜就是很有必要的了。不仅有安保，也省得带着一大堆布匹之类的到处乱跑。
后世的银票，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功能形式。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银票和通兑系统，这样的银行仍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经济有真正帮助的银行。
“朕这么做，当然有理由。就是因为现在皇家的资本集团和政府的结算问题。现在，根本上说，国库，皇家，还有地方商户之间，存在着很多三角债务。”
打个比方，朝廷没有钱，向定州工厂订了一批水利设备，于是朝廷对皇家负了一笔债务1。定州工厂可以生产，但只能先欠下土地，员工工资和材料费用，于是皇家负担上债务2。这批设备用在定州，为定州提高了灌溉力，受益者是定州居民。但定州居民欠下对朝廷的公共建设费用，地税和其他的费用。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下来，不仅没有缓解经济危机，反而人人都背上债务，而且还有收不回来的债务。
理论上，这笔债务可以互免掉。不过，一来这个圈子并不是精确封闭的，如果免掉必然有人亏钱。二来，这笔债务免掉之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工厂没有收入也没有花销，意味着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工厂，放在那里每天都在变坏掉。连利润都没有，又何来的向前发展呢？
所以现代经济学给的方法就是银行首先凭空变出一笔资金，借贷给朝廷，朝廷有钱支付定州工厂，工厂也有钱支付成本。定州地区工人和经济实体得到这笔钱，又有钱给朝廷纳税。朝廷能够收上税金以后，就可以向银行偿还这笔钱。这意味着，这笔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银行里，经济得以进行，而银行凭空变出的资金也得以回收，没有使通货膨胀和损害物价。
听起来很好，但实际细节是很复杂的。比如银行借贷出去，是要计算利息的。这笔钱在定州工厂，一部分是作为利润，留存在工厂内，支付的工资成本必然少于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而因此定州地区可以增加的税收必然少于这笔钱，意味着朝廷肯定要背上债务。
在这个环节中，如果说银行借了100给朝廷，朝廷只收回来60，那这笔钱去了哪儿呢？定州工厂和居民如果都是银行的用户，他们的钱会放在银行，所以现在银行要为这40元支付利息。但是它同时也在收取朝廷欠款60元的利息。
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环节中，银行印发了100元，又收回了100元，市场上其他的货币和商品没有收到这100元的影响。但它的好处就是，它制造了40元的存款，减少了三个方面共计300元的欠款到只有朝廷欠40元的债务。还让银行本身让朝廷支付储户的利息的同时，还能在盈利。
是不是在这种环节中总有亏钱的一方呢？
并非如此，朝廷购买的设备，带来的利益大于它的售价时，朝廷才会去购买。同样，企业制造商品时，售价高于成本他才会生产。对个人而言，只有上班的工资大于你的花销时，你才会去上班。
也就是说，每个人，工厂在参加经济活动时，都在创造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换成钞票。如果每个人把钱放在自己家，不放在银行，那么这笔财富就在某处囤积起来，即不会天然制造利息，也不会产生任何效用。
相反，如果放在银行，银行可以把这笔资金注入到其他经济环节中。这一次，它不用去制造额外货币，使用他人的余额的货币，就可以救活另外一个生产链条。这个生产链条没有朝廷这种亏钱货，而是三个工厂，工厂1拿到100贷款，制造了120的材料，其中扣去5元利息，得到15利润。这120的材料被工厂2制造出140的商品，这140的商品投放到市场，被买家消费。这个环节中，银行拿回100元本金和5元利息，市场上却出现了260元的商品，35的利润。毫无疑问，小钱起到了大作用。
既然贷款即可以产生利息，又能推动市场，如果某个人特别有钱，那他也可以替代银行自己拿到这些金融利润。如果他自己钱不够，又知道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渠道，那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模型就是：借5%利息的钱，投资10%利润的工厂，这样他空手就创造了他能找到的钱的5%的利润。可谓无本万利。
当然了，这样的好事，可能只有朝廷才能干。不然，谁敢给你借钱？
现在的经济学解释杠杆效应的时候，有这么几个数据，利息率，回报率，融资比例。比如朝廷有100元，银行愿意以8倍的比例借给他800元，利息4%，然后他投资5%回报的产业，这样他得到900乘以5%等于45元的利润，只需要支付800乘以4%的32元的利率。收回成本以后，他还清了欠款，投资100元获得了13元的利润，这样比起他只投入自己的100元，回报率就从5%被放大到13%。请注意，这里银行引发的钱，可以是无中生有然后偷偷回收的。也就是说，只要有经济活动，银行即使自己没有钱，也可以在不乱发钞票的时候，获得利润。
这样的流转，经济学术语叫做流通性。按照现代经济的眼光，唐代的经济的流通性……那就是基本没有……
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大家都喜欢囤积货币。一个多产的农民，或者手工业者，他倾向于囤积货币，因为别的商品不能存放，生产出来没有人要，很快就浪费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把货币从市场上换回来，放在家里，埋在地底下。朝廷生产再多的钱，也是填不满市场需求的。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上的货币不能流通，都在地底埋着，通货发生紧缩，物价下降。这样钱囤积的更加厉害。缺钱的人们难以欠着钱活着，所以只会维持最低的消费。消费下降以后，整体的收入都会下降。这样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萎缩。知道退化到一种没有货币流通的没有经济的状态。
再退一步讲，没有经济系统的原始国家，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来控制人们维持组织，显示主权。而这样的任务，即便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类，也无法靠自律来维系。
“陛下，不可这样啊！我们已经欠你这么多钱了，你还要这样给别人派发利息，这样皇家再多的钱，也禁不起你这么花啊！”
没错，李治要开办的是皇家银行。这是一家商业银行。它将承担一部分中央银行的结算任务。不把帐务算清楚，李治怎么好意思直接开央行呢？
银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率。没有利率，没有人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唐代已经出现了金融管理机构，但那个存钱不仅不给利息，反而是要交管理费的。这个管理费虽然在后世也存在，但总的说来，没有利率系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所以，李治说要开银行，不仅不收取管理费，反而给储户利息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疯了……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把钱往外送的行为吗？这得多败家的皇帝才做得出来啊！当朝天子英明神武，怎么在钱这个事情上就这么糊涂呢？
陛下，你不要把朝廷和皇家的钱就这么玩坏掉啊！
一干老臣痛哭流涕，他们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朝廷的事情他们知道，真是穷怕了。
“你们不要这么没有志气。怎么了，穷怕了啊？”李治不慌不忙的摇着扇子，一副成竹在握的样子。
“朕决定派发利息，这是有理由的。”他拿起一把开元通宝，“你们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内阁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说啥。皇帝脑子坏掉了？但还是有人回答了一句：“这是钱……”
“它能吃吗？能穿吗？”
“不能。”
“为什么人人都想要？”
“因为……他可以买需要的东西。”
“没错。反正它是用来买东西的。如果我的臣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买东西，那是不是就没人需要钱了？”
“但是陛下，如果不花钱就买东西，那不就成了抢劫了吗？那谁会卖啊！”
李治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不，不。不是抢劫。朕就打个比方，如果人人都把钱放在银行里，当他们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双方来银行取出来，再给另外一个人，再存进去……就这样。”
这种近乎痴呆的行为，把内阁的小伙伴们都吓呆了。
“陛下，醒醒啊，你说这个行为有什么意义啊！”
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货币形式，这么买东西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买卖双方都可能没有地方存放大量的代用货币，比如布匹。所以在大宗商品买卖的时候，随身交易无疑是个很愚蠢的行为，这个时候去钱柜就是很有必要的了。不仅有安保，也省得带着一大堆布匹之类的到处乱跑。
后世的银票，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功能形式。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银票和通兑系统，这样的银行仍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经济有真正帮助的银行。
“朕这么做，当然有理由。就是因为现在皇家的资本集团和政府的结算问题。现在，根本上说，国库，皇家，还有地方商户之间，存在着很多三角债务。”
打个比方，朝廷没有钱，向定州工厂订了一批水利设备，于是朝廷对皇家负了一笔债务1。定州工厂可以生产，但只能先欠下土地，员工工资和材料费用，于是皇家负担上债务2。这批设备用在定州，为定州提高了灌溉力，受益者是定州居民。但定州居民欠下对朝廷的公共建设费用，地税和其他的费用。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下来，不仅没有缓解经济危机，反而人人都背上债务，而且还有收不回来的债务。
理论上，这笔债务可以互免掉。不过，一来这个圈子并不是精确封闭的，如果免掉必然有人亏钱。二来，这笔债务免掉之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工厂没有收入也没有花销，意味着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工厂，放在那里每天都在变坏掉。连利润都没有，又何来的向前发展呢？
所以现代经济学给的方法就是银行首先凭空变出一笔资金，借贷给朝廷，朝廷有钱支付定州工厂，工厂也有钱支付成本。定州地区工人和经济实体得到这笔钱，又有钱给朝廷纳税。朝廷能够收上税金以后，就可以向银行偿还这笔钱。这意味着，这笔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银行里，经济得以进行，而银行凭空变出的资金也得以回收，没有使通货膨胀和损害物价。
听起来很好，但实际细节是很复杂的。比如银行借贷出去，是要计算利息的。这笔钱在定州工厂，一部分是作为利润，留存在工厂内，支付的工资成本必然少于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而因此定州地区可以增加的税收必然少于这笔钱，意味着朝廷肯定要背上债务。
在这个环节中，如果说银行借了100给朝廷，朝廷只收回来60，那这笔钱去了哪儿呢？定州工厂和居民如果都是银行的用户，他们的钱会放在银行，所以现在银行要为这40元支付利息。但是它同时也在收取朝廷欠款60元的利息。
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环节中，银行印发了100元，又收回了100元，市场上其他的货币和商品没有收到这100元的影响。但它的好处就是，它制造了40元的存款，减少了三个方面共计300元的欠款到只有朝廷欠40元的债务。还让银行本身让朝廷支付储户的利息的同时，还能在盈利。
是不是在这种环节中总有亏钱的一方呢？
并非如此，朝廷购买的设备，带来的利益大于它的售价时，朝廷才会去购买。同样，企业制造商品时，售价高于成本他才会生产。对个人而言，只有上班的工资大于你的花销时，你才会去上班。
也就是说，每个人，工厂在参加经济活动时，都在创造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换成钞票。如果每个人把钱放在自己家，不放在银行，那么这笔财富就在某处囤积起来，即不会天然制造利息，也不会产生任何效用。
相反，如果放在银行，银行可以把这笔资金注入到其他经济环节中。这一次，它不用去制造额外货币，使用他人的余额的货币，就可以救活另外一个生产链条。这个生产链条没有朝廷这种亏钱货，而是三个工厂，工厂1拿到100贷款，制造了120的材料，其中扣去5元利息，得到15利润。这120的材料被工厂2制造出140的商品，这140的商品投放到市场，被买家消费。这个环节中，银行拿回100元本金和5元利息，市场上却出现了260元的商品，35的利润。毫无疑问，小钱起到了大作用。
既然贷款即可以产生利息，又能推动市场，如果某个人特别有钱，那他也可以替代银行自己拿到这些金融利润。如果他自己钱不够，又知道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渠道，那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模型就是：借5%利息的钱，投资10%利润的工厂，这样他空手就创造了他能找到的钱的5%的利润。可谓无本万利。
当然了，这样的好事，可能只有朝廷才能干。不然，谁敢给你借钱？
现在的经济学解释杠杆效应的时候，有这么几个数据，利息率，回报率，融资比例。比如朝廷有100元，银行愿意以8倍的比例借给他800元，利息4%，然后他投资5%回报的产业，这样他得到900乘以5%等于45元的利润，只需要支付800乘以4%的32元的利率。收回成本以后，他还清了欠款，投资100元获得了13元的利润，这样比起他只投入自己的100元，回报率就从5%被放大到13%。请注意，这里银行引发的钱，可以是无中生有然后偷偷回收的。也就是说，只要有经济活动，银行即使自己没有钱，也可以在不乱发钞票的时候，获得利润。
这样的流转，经济学术语叫做流通性。按照现代经济的眼光，唐代的经济的流通性……那就是基本没有……
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大家都喜欢囤积货币。一个多产的农民，或者手工业者，他倾向于囤积货币，因为别的商品不能存放，生产出来没有人要，很快就浪费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把货币从市场上换回来，放在家里，埋在地底下。朝廷生产再多的钱，也是填不满市场需求的。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上的货币不能流通，都在地底埋着，通货发生紧缩，物价下降。这样钱囤积的更加厉害。缺钱的人们难以欠着钱活着，所以只会维持最低的消费。消费下降以后，整体的收入都会下降。这样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萎缩。知道退化到一种没有货币流通的没有经济的状态。
再退一步讲，没有经济系统的原始国家，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来控制人们维持组织，显示主权。而这样的任务，即便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类，也无法靠自律来维系。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债和杠杆效益，可以使货币管理机构有个很强大的工具。
银行的利率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样榜样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决屯钱导致的危机。
比如，皇家赞助的简单农具和肥料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然后朝廷通过司农寺，把几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驱动的播种机，割草机等的农具，免息贷款或者补贴价格出售给农民。
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垦，以及更多水利设施的修建，能够耕种的土地变多了。如果还是使用原始农具，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体力成为限制农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身体强壮的人，能赚更多的钱；妇女和体弱者，则会远远不如。如果某个地区的生产水平提高，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会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贫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李治可就不愿意了。
这个援助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项目，到后世是一直存在的。执行机构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致力于人类发展的组织，还有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基金会这些土豪。
比尔盖茨每年有几次全球科技挑战大赛，主要的项目就是用于非洲低发展地区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巴菲特的项目更多的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际啊），给她们医疗，教育和照顾小孩方面更多的帮助。在中国虽然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如果是农业有关的高校，每年都会有一点经费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历史上欧洲比中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离草原上的野蛮部落更远，天气和自然环境更加优越。在农业技术上也十分先进。欧洲的农业在查理曼（800AC）时就开始了轮作制。而中国在宋朝江南地区才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制度。
而近现代的欧洲则把农业技术提高到一个接近极限的地步。不仅对土壤的管理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更是在水土技术和机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说美国的农业有地形的天然优势，靠尺度和功率取胜的话，德国莱茵河谷地区的葡萄园可以让抱怨地形复杂的中国人无言以对。他们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进行机械化作业……这样的坡地，失去水土后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体滑脱之类的灾难。但是德国人生生的靠挖排水，护墙，加上葡萄藤和牧草的轮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产一百年。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观看德国农民开着专门的大扭矩的拖拉机一行行的锄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就是挂在山腰上，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正是近代中国在土地经济上走了太多的弯路，李治不能让这一幕再次发生——哪怕是在八字还没一瞥的唐代。这个时候还不是土地短缺的时代。有眼光的比如德国的杜能，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假设了一个独立存在广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价值联系到与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预言了将来的发展。而没眼光的比如马克思，则短视的把土地的价值牢牢的拴在粮食生产上。他显然只是看到了德国，无论是地广人稀的苏联，还是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根本不会形成这样的经济系统。他更没有料到的是，所谓的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经过时。现在人种地谁还交租？政府都是反过来补贴的好吗……土地论耕种已经基本上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更多的是在商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积累上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西方通过生产力或者是军事力量上的不平等，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作为经济腾飞的血液。因为当时的经济系统是金本位，黄金直接制约了经济系统的规模。但后来凯恩斯主义重新定义了货币和它的职能，才把经济系统从原始贵金属的制约上摆脱出来。
所以到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所谓血腥积累，又他妈的不管用了！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国债系统和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杠杆效应，政府可以借贷理论上无穷大的货币注入经济系统，省略了打家劫舍抢黄金来发展经济的原始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干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引进外资作为投资，一方面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发行“广义货币”来盘活经济。两会的报告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渐的成功的把政府收入和支出（当然包括了税收水平）成功的拉到了发达国家大概6－70%的水平。只不过这服务和水平还是差的比较大就是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花不出去。所有的工程队都在加班加点，巨大的基础设施的缺口，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培养一个产业体系，才能承受这样的“现金流”。如果李治现在要新建一个全国的高速路桥系统，即使他有钱，他也没有足够的工程队，熟练工人，还有足够的技术来对付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险恶的一片山水。经过了十年的建设，能够把政治环境和经济系统打下发展的基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如果缺乏经济系统，这样的大好局面，完全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任何意外事件。比如草原上再次来的威胁，一旦长安受到危险，政局动荡，之前十年的努力恐怕就会一朝化为乌有。并不是这个朝廷中枢智能不足，而是民众会再次相信，他们需要一个手腕强硬的皇帝，利用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军队，才能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公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延续。
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口号，也就安全的时候喊一喊。国家再民主，也不如身家性命重要啊。历史上从来没见着前者打过后者。近年来的发展更是证实瞎鼓捣的前者一个好结果的都没有。
可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却又是环环相克的。一个军事强硬的系统，一定会出现对政治中枢的威胁；一个威严冗余的政治，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而如果要从国家中获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一个货币紧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系统中，则无异于杀鸡取卵。而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减退，那么这样的崩溃趋势，在险恶的中世纪中变成越滚越大，无法阻止的雪球。不要说一个国家，朝廷会因此崩溃，甚至一个文明都会被完全摧毁。
所以，谁说当了个不昏庸的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李治每次想到这样的困局，说不说都是泪啊！
银行的利率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样榜样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决屯钱导致的危机。
比如，皇家赞助的简单农具和肥料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然后朝廷通过司农寺，把几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驱动的播种机，割草机等的农具，免息贷款或者补贴价格出售给农民。
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垦，以及更多水利设施的修建，能够耕种的土地变多了。如果还是使用原始农具，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体力成为限制农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身体强壮的人，能赚更多的钱；妇女和体弱者，则会远远不如。如果某个地区的生产水平提高，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会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贫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李治可就不愿意了。
这个援助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项目，到后世是一直存在的。执行机构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致力于人类发展的组织，还有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基金会这些土豪。
比尔盖茨每年有几次全球科技挑战大赛，主要的项目就是用于非洲低发展地区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巴菲特的项目更多的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际啊），给她们医疗，教育和照顾小孩方面更多的帮助。在中国虽然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如果是农业有关的高校，每年都会有一点经费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历史上欧洲比中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离草原上的野蛮部落更远，天气和自然环境更加优越。在农业技术上也十分先进。欧洲的农业在查理曼（800AC）时就开始了轮作制。而中国在宋朝江南地区才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制度。
而近现代的欧洲则把农业技术提高到一个接近极限的地步。不仅对土壤的管理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更是在水土技术和机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说美国的农业有地形的天然优势，靠尺度和功率取胜的话，德国莱茵河谷地区的葡萄园可以让抱怨地形复杂的中国人无言以对。他们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进行机械化作业……这样的坡地，失去水土后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体滑脱之类的灾难。但是德国人生生的靠挖排水，护墙，加上葡萄藤和牧草的轮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产一百年。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观看德国农民开着专门的大扭矩的拖拉机一行行的锄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就是挂在山腰上，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正是近代中国在土地经济上走了太多的弯路，李治不能让这一幕再次发生——哪怕是在八字还没一瞥的唐代。这个时候还不是土地短缺的时代。有眼光的比如德国的杜能，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假设了一个独立存在广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价值联系到与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预言了将来的发展。而没眼光的比如马克思，则短视的把土地的价值牢牢的拴在粮食生产上。他显然只是看到了德国，无论是地广人稀的苏联，还是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根本不会形成这样的经济系统。他更没有料到的是，所谓的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经过时。现在人种地谁还交租？政府都是反过来补贴的好吗……土地论耕种已经基本上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更多的是在商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积累上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西方通过生产力或者是军事力量上的不平等，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作为经济腾飞的血液。因为当时的经济系统是金本位，黄金直接制约了经济系统的规模。但后来凯恩斯主义重新定义了货币和它的职能，才把经济系统从原始贵金属的制约上摆脱出来。
所以到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所谓血腥积累，又他妈的不管用了！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国债系统和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杠杆效应，政府可以借贷理论上无穷大的货币注入经济系统，省略了打家劫舍抢黄金来发展经济的原始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干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引进外资作为投资，一方面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发行“广义货币”来盘活经济。两会的报告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渐的成功的把政府收入和支出（当然包括了税收水平）成功的拉到了发达国家大概6－70%的水平。只不过这服务和水平还是差的比较大就是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花不出去。所有的工程队都在加班加点，巨大的基础设施的缺口，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培养一个产业体系，才能承受这样的“现金流”。如果李治现在要新建一个全国的高速路桥系统，即使他有钱，他也没有足够的工程队，熟练工人，还有足够的技术来对付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险恶的一片山水。经过了十年的建设，能够把政治环境和经济系统打下发展的基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如果缺乏经济系统，这样的大好局面，完全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任何意外事件。比如草原上再次来的威胁，一旦长安受到危险，政局动荡，之前十年的努力恐怕就会一朝化为乌有。并不是这个朝廷中枢智能不足，而是民众会再次相信，他们需要一个手腕强硬的皇帝，利用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军队，才能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公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延续。
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口号，也就安全的时候喊一喊。国家再民主，也不如身家性命重要啊。历史上从来没见着前者打过后者。近年来的发展更是证实瞎鼓捣的前者一个好结果的都没有。
可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却又是环环相克的。一个军事强硬的系统，一定会出现对政治中枢的威胁；一个威严冗余的政治，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而如果要从国家中获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一个货币紧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系统中，则无异于杀鸡取卵。而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减退，那么这样的崩溃趋势，在险恶的中世纪中变成越滚越大，无法阻止的雪球。不要说一个国家，朝廷会因此崩溃，甚至一个文明都会被完全摧毁。
所以，谁说当了个不昏庸的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李治每次想到这样的困局，说不说都是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