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欠款达五百三十万贯。”
皇室管账的大掌柜十分恭敬的把总计的账本给李治看。
本来，朝廷也是他家的，皇家也是他家的，这种帐目，只能算他自己的私帐。可是随着文官集团习惯了这样的自动运行，已经逐渐有脱离他掌控的趋势。
这五百三十万贯的款项，大多数是采购的海军船只，铁炮，火船以及基础教育的采购费用。这十年来，由于铸钱司的货币产量稳定在十万贯左右，勉强只够朝廷官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的用度，这些投资款项也就这样的拖欠了下来。好在这白条也不是白打的，皇家的几个财团除了朝廷采购，还有大笔的民间销售额，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出口到西域和波斯方向的黄金收入。这才不致于资金周转不灵。另外由于朝廷拖欠的白条，皇家下属集团拿地，雇人，从国库支取粮食布匹，生产资料的费用，也是直接从欠款中抵扣。算下来，这些款项可都是皇家集团从朝廷身上赚取的利润。成本花销已经自动平掉了。
不过，这也成为李治手中的大杀器，不管谁任朝廷首相，他面对李治的这一笔欠款，都不能不吓得两腿战战。
李治到底要做什么呢？
他打开手中的测绘图，这是一个全国道路的测绘图，其中用红线，沟通了一条以长安为中心，西达葱岭，北到回鹘，东到辽阳，南达广州的路线。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数辉煌王朝都因为这样尺度的建设工程而衰落，最后灰飞烟灭。
可是，不试试看，他怎么甘心呢！
“我一定是疯了。”他喃喃自语。
“万丈高楼平地起，先从西域开始干吧。”
李治合上这本地图。步履坚定的走了出去，“给朕传皇家将作监牛总监。。。”
“没有钱。”
老牛已经变得更老了，常年的工程让他倍增沧桑，不过精神依然很健旺。
“陛下，虽然这些年，我们将作监不缺项目，要什么有什么。但就一点，没有余钱。朝廷从来都是打白条，要什么白条抵扣。如果陛下想要上新项目，要么由朝廷再欠下这些人工和物资，我们将作监乃至接私活的皇家将作，都没有余钱来运作这个项目。眼下臣手下三支队伍，一千五百人，哪怕别的活不干，三年也只能修到兰州。”
“再说了，陛下，您这个机车还没弄出来呢，急着修路干啥？”
“在不弄……在不弄我怕来不及了！”李治的脸上依然忧心忡忡。
老牛不明所以，什么来不及了。你才30岁，正当盛年，四海承平，欣欣向荣，哪里来不及了，有什么来不及了？
此时正是换届。李治找来几名热门，开诚布公的谈到：“这一届，朕是有新任务给你们的。等你们其中的的一位接过这个烂摊子，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叫烂摊子了。朝廷欠朕的产业，足足有五百多万贯。”
此时，大唐户数已经攀升到四百万户，与史实相比，辽东改制和提前征服，为他增加了二十多万户的居民数。估算下来，人口大约是一千六百万口。虽然比不上罗马帝国的六千万到9千万，也比不上隋朝峰值五千多万，但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
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州县官员的最低的侍从为执衣，月俸是80文一个月，这个相当于补贴，差不多是一个月吃饭的钱，还算不上交房租。当然他们一般也不用交房租。这种水平在现代相当于每个月160人民币，也就是一文按2元计算。（按粮价换算是不合适的，自然是因为生产技术的原因，古代粮价明显高于现在）
现代中国1952年第一产业的GDP是345亿元，人均大概有70元.2002年这个数据是16000亿，也就是人均1300元左右，上涨了20倍。按照2002年的消费基准，80文等于160，再把2002年的生产率减半，可以给估算唐代生产率下人均GDP为325文。那么此时大唐全国的GDP也就520万贯。
这个是按照唐初的标准，在唐中后期两税法实行的时候，大唐年赋税收入达到1300万贯。这个经济规模下，大唐全国的GDP可能在2亿贯左右，按照人口8000万计算，人均GDP有2500文，上涨了8倍左右。和当世天朝还是远远不能比的！
不过，朝廷十年欠下来居然有五百多万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朝廷的税收，满打满算也不过四五十万贯，加上每年新铸钱大概十万贯，真心不算富裕。
更糟糕的是，这笔债务随着预订的计划，还在持续增加。也就是说，每年朝廷的赤字在50万贯左右。
看到这笔帐，那些想参选首相的学子们，吓的脸都白了。
“所以，朕对你们的要求，就是把朝政的财政扭亏为盈。皇家的用度，朕已经同朝廷财政分开了，你们不要有顾虑，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用担心影响到皇亲国戚的颜面。”
只有李治心里清楚，这帮人无论怎么整，都无法解决一个死局。
那就是每年货币增发量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势头。现代经济理论中，每年货币发行量和流通量是差不多等值关系。这个数值，现代美国每年发行GDP的70%左右的美元，而中国每年发行2倍GDP数额的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唐代，中央新发行的货币（开元通宝）只相当于GDP的2%。因此，这个时代是一个钱越来越值钱的年代（虽然粮价确实在上涨，但考虑到整体经济状况和替代货币的效应，开元通宝实际上是非常值钱的）而且由于中央发行的货币只有开元通宝，他不能发行别的，比如发行绢布……所以，由于货币发行量跟不上，中央财政一直在亏损状态。
本来，加入有一个大唐中央银行，它可以发行520万贯的货币，这些钱，它可以通过投资，工资，采购之类的形式花出去。可是实际上他只发行了10万贯，2%的额度。怎么可能不赤字呢？
但是金属货币的困难就在于，这个产量是有限的，不是你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饱受货币困扰的不是只有大唐一个帝国。罗马帝国也遭受过钱荒。他们使用的铜币和银币也遭受到了通货紧缩，私铸和贬值的困扰。
罗马帝国在经济困难中，为了征集军费，不得不横征暴敛，逼的广大人民穷的叮当响，最后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大唐后期的高税，盐铁专营等敛财手段也是把穷鬼门逼得造反的直接原因。
如果不加税，朝廷又从哪里赚钱去买马（当时买马也是一笔大花销），养兵，对抗吐蕃和草原上的邪恶轴心呢？
这几乎就是一个死局。
皇室管账的大掌柜十分恭敬的把总计的账本给李治看。
本来，朝廷也是他家的，皇家也是他家的，这种帐目，只能算他自己的私帐。可是随着文官集团习惯了这样的自动运行，已经逐渐有脱离他掌控的趋势。
这五百三十万贯的款项，大多数是采购的海军船只，铁炮，火船以及基础教育的采购费用。这十年来，由于铸钱司的货币产量稳定在十万贯左右，勉强只够朝廷官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的用度，这些投资款项也就这样的拖欠了下来。好在这白条也不是白打的，皇家的几个财团除了朝廷采购，还有大笔的民间销售额，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出口到西域和波斯方向的黄金收入。这才不致于资金周转不灵。另外由于朝廷拖欠的白条，皇家下属集团拿地，雇人，从国库支取粮食布匹，生产资料的费用，也是直接从欠款中抵扣。算下来，这些款项可都是皇家集团从朝廷身上赚取的利润。成本花销已经自动平掉了。
不过，这也成为李治手中的大杀器，不管谁任朝廷首相，他面对李治的这一笔欠款，都不能不吓得两腿战战。
李治到底要做什么呢？
他打开手中的测绘图，这是一个全国道路的测绘图，其中用红线，沟通了一条以长安为中心，西达葱岭，北到回鹘，东到辽阳，南达广州的路线。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数辉煌王朝都因为这样尺度的建设工程而衰落，最后灰飞烟灭。
可是，不试试看，他怎么甘心呢！
“我一定是疯了。”他喃喃自语。
“万丈高楼平地起，先从西域开始干吧。”
李治合上这本地图。步履坚定的走了出去，“给朕传皇家将作监牛总监。。。”
“没有钱。”
老牛已经变得更老了，常年的工程让他倍增沧桑，不过精神依然很健旺。
“陛下，虽然这些年，我们将作监不缺项目，要什么有什么。但就一点，没有余钱。朝廷从来都是打白条，要什么白条抵扣。如果陛下想要上新项目，要么由朝廷再欠下这些人工和物资，我们将作监乃至接私活的皇家将作，都没有余钱来运作这个项目。眼下臣手下三支队伍，一千五百人，哪怕别的活不干，三年也只能修到兰州。”
“再说了，陛下，您这个机车还没弄出来呢，急着修路干啥？”
“在不弄……在不弄我怕来不及了！”李治的脸上依然忧心忡忡。
老牛不明所以，什么来不及了。你才30岁，正当盛年，四海承平，欣欣向荣，哪里来不及了，有什么来不及了？
此时正是换届。李治找来几名热门，开诚布公的谈到：“这一届，朕是有新任务给你们的。等你们其中的的一位接过这个烂摊子，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叫烂摊子了。朝廷欠朕的产业，足足有五百多万贯。”
此时，大唐户数已经攀升到四百万户，与史实相比，辽东改制和提前征服，为他增加了二十多万户的居民数。估算下来，人口大约是一千六百万口。虽然比不上罗马帝国的六千万到9千万，也比不上隋朝峰值五千多万，但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
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州县官员的最低的侍从为执衣，月俸是80文一个月，这个相当于补贴，差不多是一个月吃饭的钱，还算不上交房租。当然他们一般也不用交房租。这种水平在现代相当于每个月160人民币，也就是一文按2元计算。（按粮价换算是不合适的，自然是因为生产技术的原因，古代粮价明显高于现在）
现代中国1952年第一产业的GDP是345亿元，人均大概有70元.2002年这个数据是16000亿，也就是人均1300元左右，上涨了20倍。按照2002年的消费基准，80文等于160，再把2002年的生产率减半，可以给估算唐代生产率下人均GDP为325文。那么此时大唐全国的GDP也就520万贯。
这个是按照唐初的标准，在唐中后期两税法实行的时候，大唐年赋税收入达到1300万贯。这个经济规模下，大唐全国的GDP可能在2亿贯左右，按照人口8000万计算，人均GDP有2500文，上涨了8倍左右。和当世天朝还是远远不能比的！
不过，朝廷十年欠下来居然有五百多万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朝廷的税收，满打满算也不过四五十万贯，加上每年新铸钱大概十万贯，真心不算富裕。
更糟糕的是，这笔债务随着预订的计划，还在持续增加。也就是说，每年朝廷的赤字在50万贯左右。
看到这笔帐，那些想参选首相的学子们，吓的脸都白了。
“所以，朕对你们的要求，就是把朝政的财政扭亏为盈。皇家的用度，朕已经同朝廷财政分开了，你们不要有顾虑，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用担心影响到皇亲国戚的颜面。”
只有李治心里清楚，这帮人无论怎么整，都无法解决一个死局。
那就是每年货币增发量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势头。现代经济理论中，每年货币发行量和流通量是差不多等值关系。这个数值，现代美国每年发行GDP的70%左右的美元，而中国每年发行2倍GDP数额的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唐代，中央新发行的货币（开元通宝）只相当于GDP的2%。因此，这个时代是一个钱越来越值钱的年代（虽然粮价确实在上涨，但考虑到整体经济状况和替代货币的效应，开元通宝实际上是非常值钱的）而且由于中央发行的货币只有开元通宝，他不能发行别的，比如发行绢布……所以，由于货币发行量跟不上，中央财政一直在亏损状态。
本来，加入有一个大唐中央银行，它可以发行520万贯的货币，这些钱，它可以通过投资，工资，采购之类的形式花出去。可是实际上他只发行了10万贯，2%的额度。怎么可能不赤字呢？
但是金属货币的困难就在于，这个产量是有限的，不是你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饱受货币困扰的不是只有大唐一个帝国。罗马帝国也遭受过钱荒。他们使用的铜币和银币也遭受到了通货紧缩，私铸和贬值的困扰。
罗马帝国在经济困难中，为了征集军费，不得不横征暴敛，逼的广大人民穷的叮当响，最后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大唐后期的高税，盐铁专营等敛财手段也是把穷鬼门逼得造反的直接原因。
如果不加税，朝廷又从哪里赚钱去买马（当时买马也是一笔大花销），养兵，对抗吐蕃和草原上的邪恶轴心呢？
这几乎就是一个死局。
实际上，中央银行和国家债务是很晚的发明。这个系统也实际上挽救了在封建时代苦苦挣扎的集权国家的经济状况，让延续的政府成为了可能。否则，不要说外族入侵，皇室昏庸这些不利因素了。没有银行系统的年代，就是自己也能把自己饿死。中央政权饿死，自然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整个国家也陷入了无组织的土豪割据的状况。
在史实上，李治发行过“当十钱”，也就是说一种比较大的钱，重量没有十倍，但是发行面额确实10文。当然它的材质也是铜。在唐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说老百姓不承认这种钱的面值了，就是朝廷自己也不愿意碰这样的钱：明明都是铜，也就大那么一点点，你写上“当十”我就给你10文铜钱吗？加上唐初为了推行自己的六株钱，开始禁止流通和收缴民间的各种汉代以来发行的各种五铢钱，这其实是加剧了中央和民众的紧张关系。他们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转变，并且对新钱一直持有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加上铜钱的造假门槛低，用便宜的私钱明显要划算很多。穷人也就算了，有钱人尤其不能忍这样的诱惑。
这种当十钱一般叫做各种“重宝”，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行，数量很少。发行之后多数都是无法通行，花不出去而草草了事。公元758年唐乾元年间因为财政困难，发行了当十和当五十两种大钱，这就是很少见的古铜币“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但因为这两种大钱私铸成本很低，得利的与其说是朝廷，不如说是私铸钱的民间。因此便迅速停止铸造。其实，解决唐代物价通胀的方法并不是发行这种货币，而是于20年后780年推行的两税法。
一方面缺钱，一方面有没有钱。所以私造假钱的越来越多。近年来李治核准的死刑中，最多的理由就是造假钱了。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在上升，简直就是屡禁不止。如果说这还是小事，那么户部拖欠皇室资本集团这么一笔高昂的债务就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了。
在李治威逼利诱新任首相的时候，趁圣人不在，朝会上也在进行着争论。朝廷收入陷入经济危机，他们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工资了。
“涨税？绝对不行！你以为民团的人会同意吗？”现任首相，接任狄仁杰的姜行义想也不想就否定了：“不瞒诸位，反正我也是即将卸任的，不用担心这个了。但我当初上任时，没有教会，民商社的支持，根本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你们士官社胆敢说加税，我敢打赌，下一任你们的竞选人至少会丢掉40%的选票。你们要么有把握不在乎这40%的票，要么就期待能在一个反对加税的首相下通过加税方案。”
朝会上一票人面面相觑，不用说，这样的损失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姜行义正了正衣冠：“反正我也要卸任了，不如就给你们透个底，圣人早就顶上这笔欠款了。从去年开始，他突然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不拿出方案来，你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反正我上任时，这笔欠款就高达三百多万贯，我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但无论如何，每年五十万贯的赤字，总有个清算的时候。税改是一定要改的，你们仔细想想，征税的大头在谁的身上？”
一群士官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还想继续装傻，现任大理寺最高法官的狄仁杰清了清嗓子：“诸位难道忘了有些特权人是不用交税的了？不如想想加谁的税不会让自己丢票吧！”
不消说，这批人很多都是站在朝廷上的这帮人。他们也许自己没有那么多田产，但不缺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人口都挂在他们名下，这样就可以用自己的特权免税。
加谁的税？只能加自己的税。因此，这个两难的选择就赤裸裸的摆在朝廷诸位高管的面前：
要么，继续欠着皇室的巨款。要么吐出自己的利益。他们忽然发现，仗着朝廷吃官饭的人，怎么就突然站在皇帝对面去了呢？朝会陷入了冷场，面对自己的利益和皇家的利益，这帮文官立刻变得畏畏缩缩，谁也不想出这个头，无论是为自己的还是为皇家的。这个会议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
姜行义冷冷的看着这些同僚，不发一言。在过去的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和这帮人斗智斗勇，虎口夺食。皇帝是他的后盾而不是敌人，他曾经多次想大刀阔斧的增加自己的权利，把这群蠢货彻底的赶出朝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皇帝，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李治的一句话就打消了他的这个想法：“你这么讨厌这些分你权利的人，是不是以后也会觉得皇室碍手碍脚啊？”
李治接着开导他：“你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甚至朕都做不好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复杂的组织中，没有人能够心想事成。如果说，你的权利来自于朕的恩赐。那么朕给你的任务，就是和愚蠢的人去共事……这件事很辛苦，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朕可以许诺，你的工作，皇室会给予你公正的评价。你看看前任狄公，他的工作就很出色，所以他才得到了终身法官的待遇。这个待遇超然于朝廷之外，所以你不要顾虑。不要怕深陷泥潭，就怕坏了这个传统。”
李治的话历历在目，姜行义也是从心底尊敬这个人，不仅仅他是一个“领导”，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而是一个实际，谦和和宽容的人。他已经很久不会对朝廷做出实际命令，他和百官的谈话，也更多是一种安慰，建议而非指手画脚和评头论足。他也很少表示赞扬和评价，他的微笑与其说让人敬畏，不如说是神秘莫测，或者是一种超脱的不在乎。他真的是一个良师益友。
姜行义知道自己无法解决这个望而生畏的大朋友的欠款的问题。这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愧疚，他只是单纯的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下一任？还是下三任？
带着这种落寞的心态，他结束了这一次例会。离他离开首相府邸还有五十多天，他已经着手准备移交权力和资料，甚至家眷已经在东城找好了住处。也许他可以在离任前，督促长安府开通一条公交线路到他的新家，长安的房价越来越高，皇城附近的府邸根本就是有价无市，有钱也买不到。他对金融系统的不信任，也愈发的加深了。
李治最后敲定的方案，是一个一揽子的结算计划。首先，在户部和皇家之间，成立一个新的结算制度，以便准确的计算和管理皇家资产和朝廷用度之间的管理。这个改革会把朝廷和皇宫的管理分开来，太子东宫和皇宫附属的部门将独立出来，由新成立的皇家中枢管理。朝廷部门的独立和资产的清点移交也设定了计划。官员的工资和其他的资产管理，也将由专门的财会人员介入。这些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参与建立了皇家的各个商社和工厂的运作，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经验。
理清资产和部门独立以后，大唐最深远的变革，甚至超出了技术层面的变革，将正式拉开帷幕。
在史实上，李治发行过“当十钱”，也就是说一种比较大的钱，重量没有十倍，但是发行面额确实10文。当然它的材质也是铜。在唐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说老百姓不承认这种钱的面值了，就是朝廷自己也不愿意碰这样的钱：明明都是铜，也就大那么一点点，你写上“当十”我就给你10文铜钱吗？加上唐初为了推行自己的六株钱，开始禁止流通和收缴民间的各种汉代以来发行的各种五铢钱，这其实是加剧了中央和民众的紧张关系。他们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转变，并且对新钱一直持有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加上铜钱的造假门槛低，用便宜的私钱明显要划算很多。穷人也就算了，有钱人尤其不能忍这样的诱惑。
这种当十钱一般叫做各种“重宝”，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行，数量很少。发行之后多数都是无法通行，花不出去而草草了事。公元758年唐乾元年间因为财政困难，发行了当十和当五十两种大钱，这就是很少见的古铜币“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但因为这两种大钱私铸成本很低，得利的与其说是朝廷，不如说是私铸钱的民间。因此便迅速停止铸造。其实，解决唐代物价通胀的方法并不是发行这种货币，而是于20年后780年推行的两税法。
一方面缺钱，一方面有没有钱。所以私造假钱的越来越多。近年来李治核准的死刑中，最多的理由就是造假钱了。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在上升，简直就是屡禁不止。如果说这还是小事，那么户部拖欠皇室资本集团这么一笔高昂的债务就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了。
在李治威逼利诱新任首相的时候，趁圣人不在，朝会上也在进行着争论。朝廷收入陷入经济危机，他们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工资了。
“涨税？绝对不行！你以为民团的人会同意吗？”现任首相，接任狄仁杰的姜行义想也不想就否定了：“不瞒诸位，反正我也是即将卸任的，不用担心这个了。但我当初上任时，没有教会，民商社的支持，根本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你们士官社胆敢说加税，我敢打赌，下一任你们的竞选人至少会丢掉40%的选票。你们要么有把握不在乎这40%的票，要么就期待能在一个反对加税的首相下通过加税方案。”
朝会上一票人面面相觑，不用说，这样的损失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姜行义正了正衣冠：“反正我也要卸任了，不如就给你们透个底，圣人早就顶上这笔欠款了。从去年开始，他突然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不拿出方案来，你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反正我上任时，这笔欠款就高达三百多万贯，我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但无论如何，每年五十万贯的赤字，总有个清算的时候。税改是一定要改的，你们仔细想想，征税的大头在谁的身上？”
一群士官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还想继续装傻，现任大理寺最高法官的狄仁杰清了清嗓子：“诸位难道忘了有些特权人是不用交税的了？不如想想加谁的税不会让自己丢票吧！”
不消说，这批人很多都是站在朝廷上的这帮人。他们也许自己没有那么多田产，但不缺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人口都挂在他们名下，这样就可以用自己的特权免税。
加谁的税？只能加自己的税。因此，这个两难的选择就赤裸裸的摆在朝廷诸位高管的面前：
要么，继续欠着皇室的巨款。要么吐出自己的利益。他们忽然发现，仗着朝廷吃官饭的人，怎么就突然站在皇帝对面去了呢？朝会陷入了冷场，面对自己的利益和皇家的利益，这帮文官立刻变得畏畏缩缩，谁也不想出这个头，无论是为自己的还是为皇家的。这个会议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
姜行义冷冷的看着这些同僚，不发一言。在过去的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和这帮人斗智斗勇，虎口夺食。皇帝是他的后盾而不是敌人，他曾经多次想大刀阔斧的增加自己的权利，把这群蠢货彻底的赶出朝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皇帝，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李治的一句话就打消了他的这个想法：“你这么讨厌这些分你权利的人，是不是以后也会觉得皇室碍手碍脚啊？”
李治接着开导他：“你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甚至朕都做不好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复杂的组织中，没有人能够心想事成。如果说，你的权利来自于朕的恩赐。那么朕给你的任务，就是和愚蠢的人去共事……这件事很辛苦，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朕可以许诺，你的工作，皇室会给予你公正的评价。你看看前任狄公，他的工作就很出色，所以他才得到了终身法官的待遇。这个待遇超然于朝廷之外，所以你不要顾虑。不要怕深陷泥潭，就怕坏了这个传统。”
李治的话历历在目，姜行义也是从心底尊敬这个人，不仅仅他是一个“领导”，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而是一个实际，谦和和宽容的人。他已经很久不会对朝廷做出实际命令，他和百官的谈话，也更多是一种安慰，建议而非指手画脚和评头论足。他也很少表示赞扬和评价，他的微笑与其说让人敬畏，不如说是神秘莫测，或者是一种超脱的不在乎。他真的是一个良师益友。
姜行义知道自己无法解决这个望而生畏的大朋友的欠款的问题。这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愧疚，他只是单纯的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下一任？还是下三任？
带着这种落寞的心态，他结束了这一次例会。离他离开首相府邸还有五十多天，他已经着手准备移交权力和资料，甚至家眷已经在东城找好了住处。也许他可以在离任前，督促长安府开通一条公交线路到他的新家，长安的房价越来越高，皇城附近的府邸根本就是有价无市，有钱也买不到。他对金融系统的不信任，也愈发的加深了。
李治最后敲定的方案，是一个一揽子的结算计划。首先，在户部和皇家之间，成立一个新的结算制度，以便准确的计算和管理皇家资产和朝廷用度之间的管理。这个改革会把朝廷和皇宫的管理分开来，太子东宫和皇宫附属的部门将独立出来，由新成立的皇家中枢管理。朝廷部门的独立和资产的清点移交也设定了计划。官员的工资和其他的资产管理，也将由专门的财会人员介入。这些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参与建立了皇家的各个商社和工厂的运作，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经验。
理清资产和部门独立以后，大唐最深远的变革，甚至超出了技术层面的变革，将正式拉开帷幕。
在封建时代的早期，因为商品社会并不繁荣，税收是很轻的。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在地租收入。在隋代，商税分为关税和市税。关税就是商品通过各种关隘时需要缴纳的税，在现代是海关，在当时，可以是渡口，交通要道，也可以是地区边界的通道。当然了，剪径的强盗的买路钱，也可以视为关税的一种。
除了关税，在市场上也出现过多种税。有一种税叫做市门税。在隋唐及以前，市场活动只能在规定的区域进行，和红x灯x区是一个意思。每天市场有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负责管理市场的人就在市场开放的门口设立税卡，和公共厕所收费的一样。不同的是，进市场要交税一文，出去还他妈要交税一文……另一个税就是市租税，其实就是摊位的租金。根据《魏书》的记载，市租税也是按照门店情况分为五等收租，具体税额度并没有名言。按照当时的情况，更可能的是摊位饱受官吏的压榨就是了。
在商品交易上，也出现了类似现代的税。《晋书》的记载是，市场上买卖有文书的大宗商品，比如牲畜，奴隶等，需要缴纳4%的营业税，其中卖家交3%，买家交1%。没有文书的散货，就按照市值到
4%征税。这个税率也是有来由的。汉代文景之治，降低地租，收的就是三十税一，也就是3.3%的地税。因此这个纳税基准也就沿袭下来。
在唐代，特别是牲畜，奴隶，土地等大宗商品的买卖，都需要有人作保，有人做中，买卖双方签署契约，交官府备案的。这立契约时，就算不交给国家以契税，也得打点这些市场关系。对买家卖家而言，天然存在“契税”。
虽然魏晋到隋一直有商税，宋代的商税也极为发达，但在唐代初期，是没有商税的，也就是说，既没有关税，也没有市税。这事李治还真不能怪别人，都是李世民干的好事。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唐太宗对魏征聊天：“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我就说这像馋人吃自己的肉，吃完也就隔屁。当皇帝的征税不止，百姓就负担沉重，疲惫不堪。这皇帝自己也就到头了。齐主簿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下诏停废潼关以东的沿河诸关。这条道路就是联通东都和西京的那条著名的驿道，特别方便征收买路钱。所以唐代征收关税，应该是中后期安史之乱后的事。
随着李治影响了历史的车轮，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商品已经让商税成为解决朝廷不断上升债务的唯一解决方案。因此在贞观34年，他动用许久不用的帝权，下发了皇室赦令。《商税令》和《会社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商税令》指出大唐境内的物品流入流出需要在海关纳税。南洋各自治领视同外国。各种商品的起征税额由朝廷新成立的市舶司决定，交由朝会通过生效。贞观三十四年，一般商品的基准海关税额是5%。这在现代算是比较低的税额，在唐代其实是算比较高的税额了。但是它收这个税影响最大的是波斯的富商。由于贵金属储量的关系，大唐缺少货币，波斯那边是货币很丰富的，等于大唐物价低而波斯物价高，这点税收对波斯人来说只是毛毛雨，而且这个税也影响不了大唐内部居民的生计。收高一点毫无影响。参考来说，宋代的关税一般是2%，不过宋代的关并非内地和海外的海关，而有可能是任何交通要道的关隘。因此大唐境内不设关税，相比而言是鼓励商业的条件。不过考虑到当时坑爹的交通技术，也就是水运商业有点赚头了。
第二开始征收土地和房屋买卖的契税。应该说，随着海外垦荒和境内垦荒活动的发展，大唐的均田制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一般居民之间不会出现土地买卖的状况。过去三年间，大唐最主要的土地交易来自朝廷回购垦荒居民的私田，和善水教组织，勋贵的田庄从散户手里买田。这笔契税对买卖双方本来就会缴纳，现在朝廷的干预将这笔收入从官吏的灰色收入手中纳入了中央财政的管理。虽然实际上买卖双方会交更多的税，但考虑到主要纳税人，要么是拥有很多土地田庄的勋贵，要么是朝廷本身回购，这笔税收同样也不会带来民愤。
第三就是开始征收市税。税率以商品类型，分别征收不等的税率。拟税权在市舶司，需要召开听证会后才能交朝会通过。在这个流程开始以前，统一按照3%的税率征收。
说道这里，在唐代并没有发票。除了有文书契约可循的商品买卖，小商品买卖如何征税呢？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机制，如何保证能够准确的征收这些税？比如，善水教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占据20%以上人口的组织，勋贵们享有的所谓“开府”权利的，一个国公府与朝廷同级的府邸拥有近似的行政权力。李治自己的皇家的晋煤和水运集团，也是逐渐的变成庞然大物。这些组织，到底算是朝廷，还是算私人企业？如果算朝廷，他们的收入并不归朝廷调度管理；如果算私人，朝廷又根本无法对其征税。
《会社令》便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会社令首先是一部唐代的《公司法》，它规定了大唐民间的个体商户，组织商户以及大型商户的组织形式的法律依据。根据《会社令》前半截的内容，规定大唐的商户分为个体商户，个人独资/家族独资会社。这些组织的代表人对会社负有无限责任，也就是说，会社，商社的欠款，个人有无限的偿还责任，如果会社资不抵债，朝廷会扣押他的个人财产或者家族财产用于抵债。对于股份制，合伙人和有限责任会社，个人财产和会社的财产是分开的，这种会社需要有朝廷认证的财会管理制度，如果出现将会社财产转移为个人财产的情况出现，就会触犯律法。个人财产因此会被扣押抵偿。李治名下的许多大型商业和制造集团，也将正式改组为皇室独资的有限责任会社。在将来，李治会逐步的吸纳其他方面的资金，将他们打造成大唐经济的柱石。
最后，《会社令》下令，已经开府的勋贵，包括高阳公主，各位国公府，一品大员的过往的家府，视同家族无限责任会社，勋贵的特权不允许免税和逃税。与民间的无限责任会社不同，这种会社必须应用财会制度，否则视同谋逆。
应用财会制度，就意味着将这些勋贵的财政状况纳入了李治的眼皮底下。虽然不阻止他们发财，但这样的感觉，让他们深刻的觉得，皇家的大腿和荣耀，不是那么好抱的。以后政治上的行贿，站队之类的，就更加寸步难行。也就是从这个制度开始，勋贵彻底的不得不远离了朝廷的政治中心。勋贵们的影响力，要么转入民间，要么远离政坛。总之，过去飞扬跋扈，特权满身的国公府们，彻底成了烫手的山芋，拔牙的老虎。
想来这样，高阳公主的老公也不会因为争夺门荫和家产，闹得成为历史的笑话了吧！
善水教和其他宗教组织，被勒令组建为“非营利组织”，也需要应用朝廷统一认证的财会制度。他们具有减税和退税等优惠条件。但组织运营中的富裕资金，将会被充入朝廷的国库中的专项资金。
财会制度则是朝廷以算学科举为基础，以财会科考和国子监财会学的形式，国家统一考试，招生培养，以职业行会形式打造的体系。过去算学科举的官员可以选择留在朝廷公务员体系，或者转到新的财会师体系。他们脱离了朝廷的官吏身份，与朝廷的财会司和服务的会社属于双重雇佣，持证上岗的关系。虽然没有了门荫和官员特权，但他们有高昂的薪水，以及优厚的待遇。当然，如果徇私舞弊，他们将会面临逐出体系，永不录用的惩罚。这样的设定自然是为了财会制度的透明真实了！
不要奇怪，古人还没有那么奸猾。古代读书人和从业人员的节操，比现在中国的恐怕只高不低。
除了关税，在市场上也出现过多种税。有一种税叫做市门税。在隋唐及以前，市场活动只能在规定的区域进行，和红x灯x区是一个意思。每天市场有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负责管理市场的人就在市场开放的门口设立税卡，和公共厕所收费的一样。不同的是，进市场要交税一文，出去还他妈要交税一文……另一个税就是市租税，其实就是摊位的租金。根据《魏书》的记载，市租税也是按照门店情况分为五等收租，具体税额度并没有名言。按照当时的情况，更可能的是摊位饱受官吏的压榨就是了。
在商品交易上，也出现了类似现代的税。《晋书》的记载是，市场上买卖有文书的大宗商品，比如牲畜，奴隶等，需要缴纳4%的营业税，其中卖家交3%，买家交1%。没有文书的散货，就按照市值到
4%征税。这个税率也是有来由的。汉代文景之治，降低地租，收的就是三十税一，也就是3.3%的地税。因此这个纳税基准也就沿袭下来。
在唐代，特别是牲畜，奴隶，土地等大宗商品的买卖，都需要有人作保，有人做中，买卖双方签署契约，交官府备案的。这立契约时，就算不交给国家以契税，也得打点这些市场关系。对买家卖家而言，天然存在“契税”。
虽然魏晋到隋一直有商税，宋代的商税也极为发达，但在唐代初期，是没有商税的，也就是说，既没有关税，也没有市税。这事李治还真不能怪别人，都是李世民干的好事。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唐太宗对魏征聊天：“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我就说这像馋人吃自己的肉，吃完也就隔屁。当皇帝的征税不止，百姓就负担沉重，疲惫不堪。这皇帝自己也就到头了。齐主簿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下诏停废潼关以东的沿河诸关。这条道路就是联通东都和西京的那条著名的驿道，特别方便征收买路钱。所以唐代征收关税，应该是中后期安史之乱后的事。
随着李治影响了历史的车轮，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商品已经让商税成为解决朝廷不断上升债务的唯一解决方案。因此在贞观34年，他动用许久不用的帝权，下发了皇室赦令。《商税令》和《会社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商税令》指出大唐境内的物品流入流出需要在海关纳税。南洋各自治领视同外国。各种商品的起征税额由朝廷新成立的市舶司决定，交由朝会通过生效。贞观三十四年，一般商品的基准海关税额是5%。这在现代算是比较低的税额，在唐代其实是算比较高的税额了。但是它收这个税影响最大的是波斯的富商。由于贵金属储量的关系，大唐缺少货币，波斯那边是货币很丰富的，等于大唐物价低而波斯物价高，这点税收对波斯人来说只是毛毛雨，而且这个税也影响不了大唐内部居民的生计。收高一点毫无影响。参考来说，宋代的关税一般是2%，不过宋代的关并非内地和海外的海关，而有可能是任何交通要道的关隘。因此大唐境内不设关税，相比而言是鼓励商业的条件。不过考虑到当时坑爹的交通技术，也就是水运商业有点赚头了。
第二开始征收土地和房屋买卖的契税。应该说，随着海外垦荒和境内垦荒活动的发展，大唐的均田制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一般居民之间不会出现土地买卖的状况。过去三年间，大唐最主要的土地交易来自朝廷回购垦荒居民的私田，和善水教组织，勋贵的田庄从散户手里买田。这笔契税对买卖双方本来就会缴纳，现在朝廷的干预将这笔收入从官吏的灰色收入手中纳入了中央财政的管理。虽然实际上买卖双方会交更多的税，但考虑到主要纳税人，要么是拥有很多土地田庄的勋贵，要么是朝廷本身回购，这笔税收同样也不会带来民愤。
第三就是开始征收市税。税率以商品类型，分别征收不等的税率。拟税权在市舶司，需要召开听证会后才能交朝会通过。在这个流程开始以前，统一按照3%的税率征收。
说道这里，在唐代并没有发票。除了有文书契约可循的商品买卖，小商品买卖如何征税呢？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机制，如何保证能够准确的征收这些税？比如，善水教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占据20%以上人口的组织，勋贵们享有的所谓“开府”权利的，一个国公府与朝廷同级的府邸拥有近似的行政权力。李治自己的皇家的晋煤和水运集团，也是逐渐的变成庞然大物。这些组织，到底算是朝廷，还是算私人企业？如果算朝廷，他们的收入并不归朝廷调度管理；如果算私人，朝廷又根本无法对其征税。
《会社令》便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会社令首先是一部唐代的《公司法》，它规定了大唐民间的个体商户，组织商户以及大型商户的组织形式的法律依据。根据《会社令》前半截的内容，规定大唐的商户分为个体商户，个人独资/家族独资会社。这些组织的代表人对会社负有无限责任，也就是说，会社，商社的欠款，个人有无限的偿还责任，如果会社资不抵债，朝廷会扣押他的个人财产或者家族财产用于抵债。对于股份制，合伙人和有限责任会社，个人财产和会社的财产是分开的，这种会社需要有朝廷认证的财会管理制度，如果出现将会社财产转移为个人财产的情况出现，就会触犯律法。个人财产因此会被扣押抵偿。李治名下的许多大型商业和制造集团，也将正式改组为皇室独资的有限责任会社。在将来，李治会逐步的吸纳其他方面的资金，将他们打造成大唐经济的柱石。
最后，《会社令》下令，已经开府的勋贵，包括高阳公主，各位国公府，一品大员的过往的家府，视同家族无限责任会社，勋贵的特权不允许免税和逃税。与民间的无限责任会社不同，这种会社必须应用财会制度，否则视同谋逆。
应用财会制度，就意味着将这些勋贵的财政状况纳入了李治的眼皮底下。虽然不阻止他们发财，但这样的感觉，让他们深刻的觉得，皇家的大腿和荣耀，不是那么好抱的。以后政治上的行贿，站队之类的，就更加寸步难行。也就是从这个制度开始，勋贵彻底的不得不远离了朝廷的政治中心。勋贵们的影响力，要么转入民间，要么远离政坛。总之，过去飞扬跋扈，特权满身的国公府们，彻底成了烫手的山芋，拔牙的老虎。
想来这样，高阳公主的老公也不会因为争夺门荫和家产，闹得成为历史的笑话了吧！
善水教和其他宗教组织，被勒令组建为“非营利组织”，也需要应用朝廷统一认证的财会制度。他们具有减税和退税等优惠条件。但组织运营中的富裕资金，将会被充入朝廷的国库中的专项资金。
财会制度则是朝廷以算学科举为基础，以财会科考和国子监财会学的形式，国家统一考试，招生培养，以职业行会形式打造的体系。过去算学科举的官员可以选择留在朝廷公务员体系，或者转到新的财会师体系。他们脱离了朝廷的官吏身份，与朝廷的财会司和服务的会社属于双重雇佣，持证上岗的关系。虽然没有了门荫和官员特权，但他们有高昂的薪水，以及优厚的待遇。当然，如果徇私舞弊，他们将会面临逐出体系，永不录用的惩罚。这样的设定自然是为了财会制度的透明真实了！
不要奇怪，古人还没有那么奸猾。古代读书人和从业人员的节操，比现在中国的恐怕只高不低。
国子监高级政治的课堂。
这里是国子监最为神圣的课堂，因为这是皇帝亲自授课，上课的都会是今后国家的栋梁。他们年纪不等，但眼睛里都燃烧着雄心与野心。
李治现在灌输的，正是向他们介绍大秦国——罗马帝国的国史。
同罗马帝国相比，中国封建王朝的税收，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低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东方统治者遵循孔教主张的“仁慈”，另一方面，也是中央集权乏力，国民生产不富裕的表现。
根据本文前面所得到的部分结论，盛唐时期的税收达到一千多万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数字。根据一代神书Edward_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结论，第一，罗马行省的经常收入，不会少于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英镑。第二，这些税收并非奥古斯都私人所用，这些税收是经过计算的，足以支付一个根据稳健所建立的政府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军队的费用。罗马帝国在内战之后就开始征收消费税，帝国定期清查公民的财产，甚至后来还征收了遗产税。罗马帝国的消费税也是按照商品目录，从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奥古斯都所设的遗产税，以遗产价值抽取二十分之一所收的财产最为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塞维鲁斯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定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令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说起来，奥古斯都当初开征遗产税的时候，也是很有技巧的。他暗示元老院，面对帝国的财政危机，如果不通过遗产税，那么会被迫提高一般的土地税和人头税，这样他作为皇帝是有权这样做，民众也只能欣然接受。相比一般性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对于遗产税的课税会因为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税额除非比较巨大，否则就不用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也不会强制索取。这种税制只会存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也就是说，免税的特权阶级和赤贫阶级持有的财富总量是很少的，否则这个税种不会带来明显的财政收入的提高。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穷困，是天然的，因为贵金属的缺乏，交通的不便，古代中国整体是一个相当穷的区域。直到现代脱离了金本位，先进的财政技术才第一次实现了东方古国的经济腾飞。当然，这一点李治就不能明说了，他只能说现在朝廷的财政是因为贵金属的缺乏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的，如果不改变新的经济工具，大家只能永远穷逼。
“教授！我有问题！”一个年轻的学员举手问道。得到李治的肯定后，他缓缓说道：“既然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此愤怒，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揭竿而起，举兵造反呢？”
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在朝廷上出现的，不用说，是因为太敏感了。在东方的传统之下，帝王心术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可遗憾的是，如果不能不停的有人学习，演化这个理论，又如何让这个理论和技术不停发展，以适应当代的需要呢？直到今天，这片古老的土地依然像一个关满了野兽的兽栏，充满了疯狗，野蛮人和狮子。任何大小问题都会争斗不休，直到兽栏的主人用大棒将它们打散。甚至没有人认为这些狂暴的生物会和谐共处，坚信其中的一只最后会消灭所有其他的生物。但幸存的生物没有敌人以后，又会重复演化成几群互相矛盾的新物种。这就是远东直到现在的政治生态的历史。
李治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李治问道：“你对人性的了解，会决定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深度。这个问题有相当明确的回答，但并不简单。我现在问你，如果一个富翁，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财产会给谁？”
“给女儿，或者给养子。”
“养子是怎么来的？”
“门客，或者奴婢之中所认。”
这个案例是有的，前被查处的大唐高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张亮，就把和自己后妻私通的，府上的歌男慎己收为养子。虽然他是有亲身儿子的，但养子一样可以分得部分遗产。不过，就算张亮再怎么宠爱慎己，一般来说，他的儿子女儿的继承权是不会被剥夺的。但在罗马帝国，这件事情就变得更玄乎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在罗马帝国，遗产税虽然掠夺财富，但在相当范围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大受欢迎。罗马法律规定，只要父亲将四分之一的遗产留给儿子，这个儿子就不该再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也就是说，另外四分之三，这个父亲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想给谁就给谁的。罗马帝国并不信奉孔教的伦常，他们的神话中，有杀父妻母的故事。道德方面的束缚减弱，那他们用来规范社会的技术便提高了。你们应当已经习惯于遵从你们的父亲，并且以孝道为自豪。但在罗马帝国，甚至在很多大唐高管的国公府上，父子的感情并不深厚。一个年老的财主，在家里会变成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管，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的等待他的死亡。侍奉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为赚钱的一门学问……当时的讽刺诗把城市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遗嘱，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的签名同意。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十七万镑。在这样的国情下，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无差别的要求总值的二十分之一，并且保护这样的合法性。很多人乐于让这样的法律成为他们暴富的源泉，浑然不觉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逐渐落入国库的手中。”
李治的声音平稳，精确，不包含任何情感起伏。然而许多学生在座位上已经眼睛发红，甚至抽泣起来。不用说，他们家中奴婢们的奉承的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他们原本的父子的情感。另外一些人则陷入了沉思。人性，永远有弱点。如果利用好弱点，国家便可以最大的从它统治的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而他们却浑然不觉，甚至奋不顾身的推动这样的规则去持久的实现。
“好，我看同学们都很有感触。本来，今天最后还有一个内容，但我就不自己讲了，作为思考题，留给大家作为作业。题目是：如果国家在某个地区征税困难，这个原因可能是官吏过于腐败，易于被商人收买。可能是税务过于琐碎，不值得任命一些机构去征收。还可能是……交通，或者季节性的地区。总之，执政官想改变这个现状，那么，他可能使用的替代方法，有哪些。现在下课，同学们，下次再见。”
这些未来帝国的栋梁刷刷的做笔记。李治则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走掉了。
答案是什么呢？那就是犹太人极为愤慨的包税制，这个制度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承包制。这样粗放的技术在罗马帝国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当帝国把收税权承包给包税人，纵容他们无节制的压榨百姓时，也就交出了帝国的生命。图拉真虽然并不减税，但他许诺给予缴税的人以罗马公民的权利，获得特权和阶级，获得更丰富的补偿。不仅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也是把人从被奴役的地位进化到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些荣誉，被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行省的省民被迫以公民的义务纳税，一得不到一点利益，二甚至税并不交给帝国，而是给唯利是图的包税人。
Gippon认为，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这些公民，是受过教育的，理解法律和文字带来的益处。他们出任军队重要的指挥官，并且依据功绩逐步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而包税人则把国家精神用贪婪和暴力所沾污，官员和律师只出身于内部最有教养的公民，当兵的则丢给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道军营而不懂国家，只懂得战争而不懂得学识，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博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候可以保卫紫袍，但更多覆灭了帝座，覆灭了帝国。
这里是国子监最为神圣的课堂，因为这是皇帝亲自授课，上课的都会是今后国家的栋梁。他们年纪不等，但眼睛里都燃烧着雄心与野心。
李治现在灌输的，正是向他们介绍大秦国——罗马帝国的国史。
同罗马帝国相比，中国封建王朝的税收，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低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东方统治者遵循孔教主张的“仁慈”，另一方面，也是中央集权乏力，国民生产不富裕的表现。
根据本文前面所得到的部分结论，盛唐时期的税收达到一千多万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数字。根据一代神书Edward_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结论，第一，罗马行省的经常收入，不会少于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英镑。第二，这些税收并非奥古斯都私人所用，这些税收是经过计算的，足以支付一个根据稳健所建立的政府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军队的费用。罗马帝国在内战之后就开始征收消费税，帝国定期清查公民的财产，甚至后来还征收了遗产税。罗马帝国的消费税也是按照商品目录，从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奥古斯都所设的遗产税，以遗产价值抽取二十分之一所收的财产最为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塞维鲁斯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定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令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说起来，奥古斯都当初开征遗产税的时候，也是很有技巧的。他暗示元老院，面对帝国的财政危机，如果不通过遗产税，那么会被迫提高一般的土地税和人头税，这样他作为皇帝是有权这样做，民众也只能欣然接受。相比一般性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对于遗产税的课税会因为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税额除非比较巨大，否则就不用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也不会强制索取。这种税制只会存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也就是说，免税的特权阶级和赤贫阶级持有的财富总量是很少的，否则这个税种不会带来明显的财政收入的提高。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穷困，是天然的，因为贵金属的缺乏，交通的不便，古代中国整体是一个相当穷的区域。直到现代脱离了金本位，先进的财政技术才第一次实现了东方古国的经济腾飞。当然，这一点李治就不能明说了，他只能说现在朝廷的财政是因为贵金属的缺乏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的，如果不改变新的经济工具，大家只能永远穷逼。
“教授！我有问题！”一个年轻的学员举手问道。得到李治的肯定后，他缓缓说道：“既然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此愤怒，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揭竿而起，举兵造反呢？”
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在朝廷上出现的，不用说，是因为太敏感了。在东方的传统之下，帝王心术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可遗憾的是，如果不能不停的有人学习，演化这个理论，又如何让这个理论和技术不停发展，以适应当代的需要呢？直到今天，这片古老的土地依然像一个关满了野兽的兽栏，充满了疯狗，野蛮人和狮子。任何大小问题都会争斗不休，直到兽栏的主人用大棒将它们打散。甚至没有人认为这些狂暴的生物会和谐共处，坚信其中的一只最后会消灭所有其他的生物。但幸存的生物没有敌人以后，又会重复演化成几群互相矛盾的新物种。这就是远东直到现在的政治生态的历史。
李治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李治问道：“你对人性的了解，会决定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深度。这个问题有相当明确的回答，但并不简单。我现在问你，如果一个富翁，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财产会给谁？”
“给女儿，或者给养子。”
“养子是怎么来的？”
“门客，或者奴婢之中所认。”
这个案例是有的，前被查处的大唐高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张亮，就把和自己后妻私通的，府上的歌男慎己收为养子。虽然他是有亲身儿子的，但养子一样可以分得部分遗产。不过，就算张亮再怎么宠爱慎己，一般来说，他的儿子女儿的继承权是不会被剥夺的。但在罗马帝国，这件事情就变得更玄乎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在罗马帝国，遗产税虽然掠夺财富，但在相当范围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大受欢迎。罗马法律规定，只要父亲将四分之一的遗产留给儿子，这个儿子就不该再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也就是说，另外四分之三，这个父亲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想给谁就给谁的。罗马帝国并不信奉孔教的伦常，他们的神话中，有杀父妻母的故事。道德方面的束缚减弱，那他们用来规范社会的技术便提高了。你们应当已经习惯于遵从你们的父亲，并且以孝道为自豪。但在罗马帝国，甚至在很多大唐高管的国公府上，父子的感情并不深厚。一个年老的财主，在家里会变成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管，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的等待他的死亡。侍奉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为赚钱的一门学问……当时的讽刺诗把城市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遗嘱，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的签名同意。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十七万镑。在这样的国情下，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无差别的要求总值的二十分之一，并且保护这样的合法性。很多人乐于让这样的法律成为他们暴富的源泉，浑然不觉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逐渐落入国库的手中。”
李治的声音平稳，精确，不包含任何情感起伏。然而许多学生在座位上已经眼睛发红，甚至抽泣起来。不用说，他们家中奴婢们的奉承的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他们原本的父子的情感。另外一些人则陷入了沉思。人性，永远有弱点。如果利用好弱点，国家便可以最大的从它统治的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而他们却浑然不觉，甚至奋不顾身的推动这样的规则去持久的实现。
“好，我看同学们都很有感触。本来，今天最后还有一个内容，但我就不自己讲了，作为思考题，留给大家作为作业。题目是：如果国家在某个地区征税困难，这个原因可能是官吏过于腐败，易于被商人收买。可能是税务过于琐碎，不值得任命一些机构去征收。还可能是……交通，或者季节性的地区。总之，执政官想改变这个现状，那么，他可能使用的替代方法，有哪些。现在下课，同学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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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什么呢？那就是犹太人极为愤慨的包税制，这个制度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承包制。这样粗放的技术在罗马帝国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当帝国把收税权承包给包税人，纵容他们无节制的压榨百姓时，也就交出了帝国的生命。图拉真虽然并不减税，但他许诺给予缴税的人以罗马公民的权利，获得特权和阶级，获得更丰富的补偿。不仅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也是把人从被奴役的地位进化到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些荣誉，被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行省的省民被迫以公民的义务纳税，一得不到一点利益，二甚至税并不交给帝国，而是给唯利是图的包税人。
Gippon认为，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这些公民，是受过教育的，理解法律和文字带来的益处。他们出任军队重要的指挥官，并且依据功绩逐步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而包税人则把国家精神用贪婪和暴力所沾污，官员和律师只出身于内部最有教养的公民，当兵的则丢给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道军营而不懂国家，只懂得战争而不懂得学识，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博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候可以保卫紫袍，但更多覆灭了帝座，覆灭了帝国。
“从今天开始，皇家资本，所有的，都要收归皇家结算部管理。”李治环视宗师会议的列席代表。经过开国分封，四十多年的发展，宗室，分封的亲王已经高达三十多名。这些人坐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大气都不敢出。这里不是朝廷，而是宗族的专政会议。
“朕不强迫你们。总之，要么交权拿钱。要么交权，朕给你们五十年俸禄买断，自己持有自有产业。总之，朕的天下，税权绝对不会留给私人。”
没错，李治要收回亲王的种种特权。土地现在已经不值钱了，他们多持有点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敢提高地租压榨农民，善水教和垦荒团就会蜂拥而至来挖人。他们可以提供土地，提供资产，只要你能下地干活，你就可以富足。虽然大唐奴婢法案并没有把良贱区分，但土地需求的情况转变以后，劳动力的价值立刻就让想囤地致富的地主们傻了眼。
他们就像一群抢工人的企业主，工资开低了，没人来。辛辛苦苦攒的地还要交租，如果入不敷出，只能退地，还给国家重新分配。工资开高了，他自己又赚不着钱。好嘛，抢劳动力，来竞争……那囤粮食管用吗？
不管用，自从大唐境内水运通行以后，粮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运达天下。你把粮食囤成酱油，别人也不会饿着。
皇帝的态度这么坚决，皇家宗室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知这事没法反抗了。不过还是很多人有了各种想法。
“陛下，那不知道以后，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得到延续……”这个意思很委婉，那就是就算李治坚持这个政策，等他过世，分封的子女也成了亲王。如果他一刀切了以前的王，以后的王却有这样的福利，这样的落差谁也受不了。
“经过改组以后，皇室资本会有明确的配额，新任的皇帝会得到一部分，但朕可以保证这样的政策不会得到改变。除了皇帝，其他亲王也不会有什么特权。最多是资产。朕即位之初，朝廷根本就已入不敷出，现在朕多拿一点，留给我自己的后人，你们难道有什么意见？”李治和这些傻亲戚可不会客气，虎目一扫，还有几个想反抗的人也承受不住，把头缩了回去。
不过有一个亲王站了出来，是他名义上的叔叔李元洋，他紧盯着李治的双眼，不卑不亢的说道：“陛下，臣不想拿买断的钱。不知道陛下肯不肯拿一部分产业代替，或者准许臣开办工厂，哪怕没有特权，但求陛下看在亲戚的份上，帮衬一二。”
李治毫不示弱的朝他看了回去。李元洋是李渊晚年的儿子之一，比李治大不了几岁，两人看着更像兄弟而不是叔侄。
过了好一阵，李治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李元洋，朕很欣慰，我们宗室中终究不全是要混吃等死之辈。可以，我会拿部分工厂的股份给你，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重新创业。我会给你派几个人。你自己选，要么在一个小厂从事管理，干得好，分红也多，要么白手起家，自负盈亏。我帮助你正常营收以后，咱们就经济上两不相欠。”
李元洋岂是没有眼光之辈，他想也不想：“我要白手起家，自负盈亏。”
“好，好！”李治更高兴了。“我会给帮助你建设一个轻工产品的工厂。主营织布，印染，成衣等商品。我看好你，希望你能打拼出一番天地。”
当下也有几个人站了出来：“陛下，我们也想创业。”
宗室的生活，看起来优越，但更禁闭，敏感。永远有一层若有若无的压力笼罩在他们身上，甚至他们的家属身上。
“没有问题，不怕你们人多，就怕你们不敢。”
轻工业产品，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拳头主打产品，在脱贫致富，抢占资本方面拥有无敌的优势。虽然在唐代，甚至还没有出现黄道婆引入织布技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李治也希望有一个强力的产品帮助他推动货币改革。其中让其中重要的代币——布匹和绫缎贬值退出市场，也是重要而阴险的一步。
根据记载，吐蕃占据河西走廊以后，在与唐代的贸易中，每匹马可以卖出四十匹绫的高价。这相当于八十贯的货币，但是在唐境内市场的民间交易中，马匹只值不超过十贯的售价。唐代的经济虽然正在逐渐强盛，也扛不住这样被宰啊！按照每年最少一万匹马的采购额度，唐朝朝廷在马匹贸易中，就要被吐蕃痛宰超过七十万贯。
要不然，现在西部很多民族的传统服装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丝绸和布呢？他们连粮食都不用吃，怎么穿上面比内地汉族还讲究，就是因为卖马让他们个个都不缺丝绸不缺布，简直就是当时的土豪。
宗室会议立刻成为了有志向的宗室承包创业任务，当然也有三分之一的宗室选择了交出特权和财权，抱着李治的大腿混吃等死。李治会拿出皇家资本集团10%的分红，作为这些宗室的份额。其中高阳公主因为有权开府，尽管嫁了出去，也得到了1%的股份。她也顺理成章的把清晰了产权的她名下的奢侈和精品店品牌富贵坊正式纳入了她完全的管理下。
把资本系统理清楚以后，李治手下的资本主要有能源供应商晋煤集团，金属，大型机械制造商定州集团，高级机械制造商西京动力，精密仪器定州精密，皇家内河航运。皇家远洋船业。这些除去小额度的其他个人的股份，大部分股份都被皇家控制。这些集团每年的营收超过了三百万贯，利润超过了八十万贯。但每年五十万贯的利润都会被朝廷以现金的形式拖欠。
朝廷作为皇家产业最大的买家，每年直接购买超过两百万贯，支付的货币比较少，大多数以粮食，代用货币和资源等形式直接抵扣。这个做法无形中降低了很大的征税额。如果改变现有通货缺乏的现状，不仅皇家集团的资金周转会更便利，朝廷的营收也会明显提高。等朝廷的文官认清这个现实以后，自然也会跳上李治的贼船。
皇家资本中最不起眼的就是皇家结算院。这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销售的部门持有皇家所有的地产和建筑。虽然理论上，中国的土地都是属于皇家，但随着土地税和房屋税的开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认了这些产品的私有制。
自从国家天然具备征税权以后，私有制变成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马克思并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眼光认清经济系统的本质，也没有理解金融技术和工程技术对国家概念的影响。
打个比方，现代中国土地仍然归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是有期限的，比如居住是七十年。而在西方虽然土地属于私有，名义上永远不能剥夺。但国家会征收1%左右的土地税。
如果一块地现在价值100元，如果在中国你购买，相当于100元承包了70年的土地税。而在西方你花100元买了地，还要每年交1%的土地税。算上利率，价值涨幅，到最后其实很难说到底谁花的钱多……
不过有一点倒很清楚：穷人有能力每年支付一点点税金，但很难一次支付一笔很大的资本。这样的机制也许可以促进资金的流转，激发高储蓄国家的经济活力；但同时也是让穷人十分痛苦的。
按照笔者的观点，可能七十年后，朝廷会顺利的通过新的法律，放松土地监管和使用，把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顺利转变为国际通行的土地税的形式。
想想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的土地仍然不算私有，而属于国家机器。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朕不强迫你们。总之，要么交权拿钱。要么交权，朕给你们五十年俸禄买断，自己持有自有产业。总之，朕的天下，税权绝对不会留给私人。”
没错，李治要收回亲王的种种特权。土地现在已经不值钱了，他们多持有点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敢提高地租压榨农民，善水教和垦荒团就会蜂拥而至来挖人。他们可以提供土地，提供资产，只要你能下地干活，你就可以富足。虽然大唐奴婢法案并没有把良贱区分，但土地需求的情况转变以后，劳动力的价值立刻就让想囤地致富的地主们傻了眼。
他们就像一群抢工人的企业主，工资开低了，没人来。辛辛苦苦攒的地还要交租，如果入不敷出，只能退地，还给国家重新分配。工资开高了，他自己又赚不着钱。好嘛，抢劳动力，来竞争……那囤粮食管用吗？
不管用，自从大唐境内水运通行以后，粮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运达天下。你把粮食囤成酱油，别人也不会饿着。
皇帝的态度这么坚决，皇家宗室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知这事没法反抗了。不过还是很多人有了各种想法。
“陛下，那不知道以后，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得到延续……”这个意思很委婉，那就是就算李治坚持这个政策，等他过世，分封的子女也成了亲王。如果他一刀切了以前的王，以后的王却有这样的福利，这样的落差谁也受不了。
“经过改组以后，皇室资本会有明确的配额，新任的皇帝会得到一部分，但朕可以保证这样的政策不会得到改变。除了皇帝，其他亲王也不会有什么特权。最多是资产。朕即位之初，朝廷根本就已入不敷出，现在朕多拿一点，留给我自己的后人，你们难道有什么意见？”李治和这些傻亲戚可不会客气，虎目一扫，还有几个想反抗的人也承受不住，把头缩了回去。
不过有一个亲王站了出来，是他名义上的叔叔李元洋，他紧盯着李治的双眼，不卑不亢的说道：“陛下，臣不想拿买断的钱。不知道陛下肯不肯拿一部分产业代替，或者准许臣开办工厂，哪怕没有特权，但求陛下看在亲戚的份上，帮衬一二。”
李治毫不示弱的朝他看了回去。李元洋是李渊晚年的儿子之一，比李治大不了几岁，两人看着更像兄弟而不是叔侄。
过了好一阵，李治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李元洋，朕很欣慰，我们宗室中终究不全是要混吃等死之辈。可以，我会拿部分工厂的股份给你，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重新创业。我会给你派几个人。你自己选，要么在一个小厂从事管理，干得好，分红也多，要么白手起家，自负盈亏。我帮助你正常营收以后，咱们就经济上两不相欠。”
李元洋岂是没有眼光之辈，他想也不想：“我要白手起家，自负盈亏。”
“好，好！”李治更高兴了。“我会给帮助你建设一个轻工产品的工厂。主营织布，印染，成衣等商品。我看好你，希望你能打拼出一番天地。”
当下也有几个人站了出来：“陛下，我们也想创业。”
宗室的生活，看起来优越，但更禁闭，敏感。永远有一层若有若无的压力笼罩在他们身上，甚至他们的家属身上。
“没有问题，不怕你们人多，就怕你们不敢。”
轻工业产品，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拳头主打产品，在脱贫致富，抢占资本方面拥有无敌的优势。虽然在唐代，甚至还没有出现黄道婆引入织布技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李治也希望有一个强力的产品帮助他推动货币改革。其中让其中重要的代币——布匹和绫缎贬值退出市场，也是重要而阴险的一步。
根据记载，吐蕃占据河西走廊以后，在与唐代的贸易中，每匹马可以卖出四十匹绫的高价。这相当于八十贯的货币，但是在唐境内市场的民间交易中，马匹只值不超过十贯的售价。唐代的经济虽然正在逐渐强盛，也扛不住这样被宰啊！按照每年最少一万匹马的采购额度，唐朝朝廷在马匹贸易中，就要被吐蕃痛宰超过七十万贯。
要不然，现在西部很多民族的传统服装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丝绸和布呢？他们连粮食都不用吃，怎么穿上面比内地汉族还讲究，就是因为卖马让他们个个都不缺丝绸不缺布，简直就是当时的土豪。
宗室会议立刻成为了有志向的宗室承包创业任务，当然也有三分之一的宗室选择了交出特权和财权，抱着李治的大腿混吃等死。李治会拿出皇家资本集团10%的分红，作为这些宗室的份额。其中高阳公主因为有权开府，尽管嫁了出去，也得到了1%的股份。她也顺理成章的把清晰了产权的她名下的奢侈和精品店品牌富贵坊正式纳入了她完全的管理下。
把资本系统理清楚以后，李治手下的资本主要有能源供应商晋煤集团，金属，大型机械制造商定州集团，高级机械制造商西京动力，精密仪器定州精密，皇家内河航运。皇家远洋船业。这些除去小额度的其他个人的股份，大部分股份都被皇家控制。这些集团每年的营收超过了三百万贯，利润超过了八十万贯。但每年五十万贯的利润都会被朝廷以现金的形式拖欠。
朝廷作为皇家产业最大的买家，每年直接购买超过两百万贯，支付的货币比较少，大多数以粮食，代用货币和资源等形式直接抵扣。这个做法无形中降低了很大的征税额。如果改变现有通货缺乏的现状，不仅皇家集团的资金周转会更便利，朝廷的营收也会明显提高。等朝廷的文官认清这个现实以后，自然也会跳上李治的贼船。
皇家资本中最不起眼的就是皇家结算院。这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销售的部门持有皇家所有的地产和建筑。虽然理论上，中国的土地都是属于皇家，但随着土地税和房屋税的开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认了这些产品的私有制。
自从国家天然具备征税权以后，私有制变成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马克思并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眼光认清经济系统的本质，也没有理解金融技术和工程技术对国家概念的影响。
打个比方，现代中国土地仍然归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是有期限的，比如居住是七十年。而在西方虽然土地属于私有，名义上永远不能剥夺。但国家会征收1%左右的土地税。
如果一块地现在价值100元，如果在中国你购买，相当于100元承包了70年的土地税。而在西方你花100元买了地，还要每年交1%的土地税。算上利率，价值涨幅，到最后其实很难说到底谁花的钱多……
不过有一点倒很清楚：穷人有能力每年支付一点点税金，但很难一次支付一笔很大的资本。这样的机制也许可以促进资金的流转，激发高储蓄国家的经济活力；但同时也是让穷人十分痛苦的。
按照笔者的观点，可能七十年后，朝廷会顺利的通过新的法律，放松土地监管和使用，把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顺利转变为国际通行的土地税的形式。
想想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的土地仍然不算私有，而属于国家机器。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