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保证你在全欧洲都找不到像这样的嗯该怎么说呢”克雷抬起头打开了驾驶室顶部的天窗。
“你想说聚集地？”韦尔贝在烟灰盒里掸了掸香烟。
“嗯可以这样来形容，先生，但并不很精确，实际情况比资料上记录的更复杂得多。”克雷按下仪表盘下方的点烟器，而后从车载烟盒里拿出一支卷烟。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处境很糟糕，他们急于获得外界的帮助。”韦尔贝皱着眉头翻看着膝盖上的文件。
“外界的帮助？”克雷笑了起来，他在包着皮革的方向盘上轻轻墩了墩烟卷，随后拔出了弹起的点烟器。
“最近的那份报告还是我撰写的，韦尔贝先生。”克雷低下头点燃了烟卷：“很显然，蹲在办公室里的先生们，搞混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会使用脑子思考问题。”
看上去这位特工对上级颇为不满，不过鉴于他此前的那段遭遇，韦尔贝觉得可以体谅这种心情，换做是他落入那种窘境，说不定会比克雷尖酸刻薄一百倍。
情报总局确实有失误的地方，这份潜伏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显得有些仓促，很多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到，总算这些特工接受过很全面的训练，心理承受力非常高，要是换成早期保安总局训练的那些人，恐怕早就已经搞出大纰漏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资料有问题？”韦尔贝抖着手里的文件问到。
“不，资料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如何去解读它了，先生。”克雷说完偏着头，摇下了驾驶席一侧的车窗。
“嗨，警官！前面究竟在搞什么！”司机对着一名叉着腰站在路中间的巡警大声喊道。
“别停下，继续往前，先生。”巡警没有回答克雷的问题，他只是不断用那根警棍画着圈。
“愚蠢的条子，看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克雷猛吸了一口卷烟，随后把香烟换到了左手上。
“以这种速度，我们十有八九要迟到了。”韦尔贝隔着车窗瞥了一眼那位巡警。
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年纪，穿着挺括的藏青色制服，左胸别着的七角星徽，佩着全套武装带，枪套里插着一支硕大的M1917左轮。
“为什么我们不往右转。”韦尔贝提议到。
“必须过了前面两个路口才能想办法绕路，右边整条街都是有轨缆车的线路，看看前面那些车，这里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聪明人，先生。”克雷从烟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右手拿着还剩半截的烟蒂续上火，随后把烟蒂按进了仪表板下的烟灰盒里。
“好吧，这由你来做主。”韦尔贝开朗的笑了起来，一个有性格的部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你前面还没说完，克雷，关于中国城的问题。”韦尔贝把话头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国人，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可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过了路口后车流的移动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换了个档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旧金山中国城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世界最大中国城在当时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广告，而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近代华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里面充满了黑暗、血腥和肮脏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全世界掀起废奴运动浪潮，被视为人权和道德改良组织以及教会的伟大胜利，当然不应该抹杀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浪潮背后所隐藏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废奴，就是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本，改良派对保守派，新贵族与老贵族、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内战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利益版图的重新划分，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废奴运动虽然成功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虽然政治家们因为废奴立场，在政治与名利方面获益丰厚，但是对于殖民资本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彻底底是一场灾难。
因为无论是美洲本土还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必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填补黑奴释放后产生的缺口。
黑人成为雇佣工人之后，严重降低了蓄奴资本原本获得的净利润。曾经的奴隶主们必须尽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们的玉米地、甘蔗园、烟草田、咖啡园、棉花田里劳作，同时担负起筑路、开矿行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重体力工作。
英国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候补，那就是几乎拥有无穷人力资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在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败光了祖宗们留下的积蓄，即便是留下个和中堂让儿子宰杀，但国家的元气已伤，颓势已现，以嘉庆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你想说聚集地？”韦尔贝在烟灰盒里掸了掸香烟。
“嗯可以这样来形容，先生，但并不很精确，实际情况比资料上记录的更复杂得多。”克雷按下仪表盘下方的点烟器，而后从车载烟盒里拿出一支卷烟。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处境很糟糕，他们急于获得外界的帮助。”韦尔贝皱着眉头翻看着膝盖上的文件。
“外界的帮助？”克雷笑了起来，他在包着皮革的方向盘上轻轻墩了墩烟卷，随后拔出了弹起的点烟器。
“最近的那份报告还是我撰写的，韦尔贝先生。”克雷低下头点燃了烟卷：“很显然，蹲在办公室里的先生们，搞混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会使用脑子思考问题。”
看上去这位特工对上级颇为不满，不过鉴于他此前的那段遭遇，韦尔贝觉得可以体谅这种心情，换做是他落入那种窘境，说不定会比克雷尖酸刻薄一百倍。
情报总局确实有失误的地方，这份潜伏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显得有些仓促，很多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到，总算这些特工接受过很全面的训练，心理承受力非常高，要是换成早期保安总局训练的那些人，恐怕早就已经搞出大纰漏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资料有问题？”韦尔贝抖着手里的文件问到。
“不，资料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如何去解读它了，先生。”克雷说完偏着头，摇下了驾驶席一侧的车窗。
“嗨，警官！前面究竟在搞什么！”司机对着一名叉着腰站在路中间的巡警大声喊道。
“别停下，继续往前，先生。”巡警没有回答克雷的问题，他只是不断用那根警棍画着圈。
“愚蠢的条子，看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克雷猛吸了一口卷烟，随后把香烟换到了左手上。
“以这种速度，我们十有八九要迟到了。”韦尔贝隔着车窗瞥了一眼那位巡警。
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年纪，穿着挺括的藏青色制服，左胸别着的七角星徽，佩着全套武装带，枪套里插着一支硕大的M1917左轮。
“为什么我们不往右转。”韦尔贝提议到。
“必须过了前面两个路口才能想办法绕路，右边整条街都是有轨缆车的线路，看看前面那些车，这里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聪明人，先生。”克雷从烟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右手拿着还剩半截的烟蒂续上火，随后把烟蒂按进了仪表板下的烟灰盒里。
“好吧，这由你来做主。”韦尔贝开朗的笑了起来，一个有性格的部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你前面还没说完，克雷，关于中国城的问题。”韦尔贝把话头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国人，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可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过了路口后车流的移动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换了个档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旧金山中国城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世界最大中国城在当时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广告，而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近代华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里面充满了黑暗、血腥和肮脏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全世界掀起废奴运动浪潮，被视为人权和道德改良组织以及教会的伟大胜利，当然不应该抹杀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浪潮背后所隐藏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废奴，就是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本，改良派对保守派，新贵族与老贵族、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内战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利益版图的重新划分，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废奴运动虽然成功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虽然政治家们因为废奴立场，在政治与名利方面获益丰厚，但是对于殖民资本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彻底底是一场灾难。
因为无论是美洲本土还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必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填补黑奴释放后产生的缺口。
黑人成为雇佣工人之后，严重降低了蓄奴资本原本获得的净利润。曾经的奴隶主们必须尽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们的玉米地、甘蔗园、烟草田、咖啡园、棉花田里劳作，同时担负起筑路、开矿行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重体力工作。
英国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候补，那就是几乎拥有无穷人力资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在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败光了祖宗们留下的积蓄，即便是留下个和中堂让儿子宰杀，但国家的元气已伤，颓势已现，以嘉庆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历史上在苦力贸易的初期，这些招募活动无论是在雇主还是雇员的国内，都不属于合法的行为。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而从一八二零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人入境美国，其中有些是商船上的雇员与仆役，但也有一些是广东沿海的贸易商人，远赴重洋寻找商机去的。那时候加州的淘金潮还未开始，中国商人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丝绸和茶叶生意。有些中国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减去辫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一八四零年之前，在加州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接近八百多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闽粤沿海居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特别是当得知加州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工怀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加州的苦力船。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负担不起前往新大陆的船票和食宿开销，于是就与苦力公司签订契约，由苦力公司垫付这笔先期花费。于是苦力公司也就成为了这些苦力的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赊单工”，法律上他们依然是自费自愿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而不是所谓的“契约奴隶”。
但事实上当他们踏上美国国土之后，就自动成为了苦力公司的“债奴”。在还清苦力公司的债务之前，他们只能在对方下属的矿山或者工地干活，或者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移交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承包商。
因为在工作期间还会不断产生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上债务本身的利息，苦力常常需要为苦力商工作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偿清债务。
而到了一八八二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苦力公司不再坚持持有这些苦力的债权，毕竟管理这些亚洲人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他们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方式，把债权转让给加州的六大会馆，让中国人来承担起管理责任。
所谓的六大会馆或者美国人口中的六大公司，是由原本的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合并而成的，也就是著名的驻美中华总会的雏形。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而从一八二零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人入境美国，其中有些是商船上的雇员与仆役，但也有一些是广东沿海的贸易商人，远赴重洋寻找商机去的。那时候加州的淘金潮还未开始，中国商人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丝绸和茶叶生意。有些中国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减去辫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一八四零年之前，在加州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接近八百多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闽粤沿海居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特别是当得知加州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工怀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加州的苦力船。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负担不起前往新大陆的船票和食宿开销，于是就与苦力公司签订契约，由苦力公司垫付这笔先期花费。于是苦力公司也就成为了这些苦力的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赊单工”，法律上他们依然是自费自愿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而不是所谓的“契约奴隶”。
但事实上当他们踏上美国国土之后，就自动成为了苦力公司的“债奴”。在还清苦力公司的债务之前，他们只能在对方下属的矿山或者工地干活，或者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移交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承包商。
因为在工作期间还会不断产生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上债务本身的利息，苦力常常需要为苦力商工作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偿清债务。
而到了一八八二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苦力公司不再坚持持有这些苦力的债权，毕竟管理这些亚洲人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他们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方式，把债权转让给加州的六大会馆，让中国人来承担起管理责任。
所谓的六大会馆或者美国人口中的六大公司，是由原本的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合并而成的，也就是著名的驻美中华总会的雏形。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作者回来了，明天恢复更新，谢谢大家的支持。
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完全是生物自然演化的结果，最早的人类族群，纯粹是为了捕猎单独或者少数个体无法对抗的猎物，同时抵御那些天生居于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产生的。
人类是一种倾向于混沌的生灵，时常沉迷于自己的**与生物本能之中，特别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地球物种所共有的天性，在人类身上更是放大了一千倍。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对族群的看法以及演变过程，实在可以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写一篇鸿篇巨著出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看问题还是很敏锐的，中国古代社会架构就是个人、家庭而后国家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撇去个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不提，家庭应该是构筑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当一个家庭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升级为宗族。
现代人类常以种族、信仰、职业等等共同点汇集成一个个群体，而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群体，分辨亲疏的元素是血脉。
具有相同的血脉并不代表着会更加团结，但是从族群生存与繁衍角度来看，具有更多血亲的族群，在残酷的进化历史进程中，通常更加具有竞争力一些。
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概念已经从单纯血脉上的联系，演变到同姓甚至同籍上，范围扩大之后的结果就是，民间宗族力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成了当时国家政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地区的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一级，底层乡野全靠各地的宗社与乡绅们共同管理，这种架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最初这些到达美国淘金的华工们，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各方面全都不同的海外，当然会出于本能的抱团取暖。
而且除了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族群内部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华工之间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冲突，所以加入一个可供庇护的团体，成为了每个华工首先会想起的事情。
本乡本土成为了最基本的辨识标准，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意味着会说同一种语言。别小看这一点，当时满清就连官话都分成了四五种，两广与闽浙地区少说有数十种方言，有些闭塞的山区甚至会发生“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情况，两座相距不远的村庄，说话发音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最原始的自发的同乡会，组织结构相当粗糙，实际上很难向成员提供什么帮助，更别提在苦力工作上提供什么保障了。
有一部分苦力确实在淘金潮中获得了成功，在完成合约付清欠款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家乡，在当地建屋置地，过起了富裕的土豪生活，人们把这些成功者尊称为“金山伯”。
看到这些成功的榜样，于是大批同样怀着发财梦想的农民，踏上了前往“黄金之地”的旅程，这些人就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了，很多地方甚至全村全乡青壮，组团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某些有条件组成“建制”的团队，出现了专门的“管理”阶层，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宗族力量，第一次登上了美洲的土地。
淘金热最高峰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超过了五万人，除了底层的矿工之外，还有大量提供为这些矿工提供服务的传统行业，就像是中餐馆、理发店、裁缝铺、制鞋铺与中医馆，当然也少不了一批更加传统的黑色行业，比如臭名卓著的赌档、妓寨和鸦片馆。
当时最常见的华人宗社团体是公所，参加者最基本的条件是同姓同宗，所以公所前面会冠以各宗族的郡望堂号。因为有些姓氏人数不多，所以还有几个姓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公所的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最大的华人团体，就要属各地在美会馆了，虽然听上去像是国内的同乡会，但是在建立之初，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苦力输出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完全是被香港和广州一些洋行所垄断的，除了开埠港口的那些为虎作伥的本地掮客，中国本土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插手其间。
但是随着输出的劳工数量增加，洋行需要一些华人作为中间人，在美国当地负责苦力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另外的任务是向劳务需求方收账同时防止工人在工作期间逃脱，顺便也干一些抢占地盘，维护公司的利益的黑活。
不过有一部分中间人或者经理人在行当里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就抛开了原本的洋行雇主，自己干起从国内招募苦力的生意来。
这些经理人从苦力管理者化身为苦力进口商，他们凭借着本身在国内的关系，加上一些无法言喻的手段，很快就垄断了当地的华工进口生意。
这些苦力进口商联合起来，按照各自的家乡籍贯，再借鉴中国同乡会的形式，在三藩市建起了一连串的会馆。
这些会馆会在各自的籍贯地区招募苦力劳工，与这些劳工签订“赊单”合同。当苦力到达美国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所属的会馆“注册”成为会员，并且签订一份明确的债务协议，而后再由公所将其分配到各个劳务承包商那里工作。
会馆除了向苦力收取还款之外，还会收取相应的“会费”，同时会馆要负责苦力的人生安全，并提供医疗以及法律方面的援助，并且承诺苦力一旦因为意外而死亡，会馆会负责将其的遗体送回家乡。因为在法律上会馆是这些苦力的债主，所以如果一个苦力想要买船票回国，必须要拿到会馆开出的债务清偿证明，否则船务公司将不会向任何苦力出售回国的船票。
会馆在每个苦力身上都能赚到一大笔钱，除了之前的赊单与会费之外，他们还会向苦力高价出售从中国走私而来的各种日用商品，而当劳工想要通过会馆向家里汇钱的时候，他们还要收取一笔昂贵的“手续费”，而向劳工提供服务的行业里，大部分都有会所的“股份”。
同时会馆还雇佣了一批职业打手，这些人除了负责会馆的保安之外，主要是负责监视和看管苦力，如果有人在工作期间逃跑，就将由这些人进行追捕。
那些吸着苦力血汗的商人们，在苦力眼里却一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金山乡绅。原因无他，因为他们做的是垄断生意，除了那些本乡本土的苦力，他们拒绝招募任何外乡人。所以那段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苦力，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两广地区的农民。
三藩市先后建立了十多家会馆，经过竞争吞并之后，最终保留下了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当时整个加州的苦力生意，基本上都是由这六家公馆负责的，在华人社区里几乎可以称得上只手遮天。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因为一批本土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跟着出来“闯金山”了。
眼看着大量泥腿子涌向金山，不少人归来时满口袋的鹰洋，那些好勇斗狠的江湖人士，怎么可能不感到心烦眼馋。
洪门致公堂是第一个在美洲亮出字号的江湖堂口，此时洪门虽然挂得是“反清复明”的牌子，其实早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江湖帮派。
致公堂给其他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做出了一个榜样，很快一批五花八门的“堂口”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华人聚集区建立起来了。
而六大公司下属的打手们，要不原本就是帮派分子，要不根本不是这些职业黑帮的对手，很快这些会馆就失去了对华人社区的控制，中国城随即就陷入了黑帮乱战时代，美国人称这段时期为“堂战”。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人类是一种倾向于混沌的生灵，时常沉迷于自己的**与生物本能之中，特别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地球物种所共有的天性，在人类身上更是放大了一千倍。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对族群的看法以及演变过程，实在可以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写一篇鸿篇巨著出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看问题还是很敏锐的，中国古代社会架构就是个人、家庭而后国家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撇去个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不提，家庭应该是构筑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当一个家庭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升级为宗族。
现代人类常以种族、信仰、职业等等共同点汇集成一个个群体，而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群体，分辨亲疏的元素是血脉。
具有相同的血脉并不代表着会更加团结，但是从族群生存与繁衍角度来看，具有更多血亲的族群，在残酷的进化历史进程中，通常更加具有竞争力一些。
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概念已经从单纯血脉上的联系，演变到同姓甚至同籍上，范围扩大之后的结果就是，民间宗族力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成了当时国家政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地区的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一级，底层乡野全靠各地的宗社与乡绅们共同管理，这种架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最初这些到达美国淘金的华工们，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各方面全都不同的海外，当然会出于本能的抱团取暖。
而且除了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族群内部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华工之间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冲突，所以加入一个可供庇护的团体，成为了每个华工首先会想起的事情。
本乡本土成为了最基本的辨识标准，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意味着会说同一种语言。别小看这一点，当时满清就连官话都分成了四五种，两广与闽浙地区少说有数十种方言，有些闭塞的山区甚至会发生“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情况，两座相距不远的村庄，说话发音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最原始的自发的同乡会，组织结构相当粗糙，实际上很难向成员提供什么帮助，更别提在苦力工作上提供什么保障了。
有一部分苦力确实在淘金潮中获得了成功，在完成合约付清欠款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家乡，在当地建屋置地，过起了富裕的土豪生活，人们把这些成功者尊称为“金山伯”。
看到这些成功的榜样，于是大批同样怀着发财梦想的农民，踏上了前往“黄金之地”的旅程，这些人就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了，很多地方甚至全村全乡青壮，组团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某些有条件组成“建制”的团队，出现了专门的“管理”阶层，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宗族力量，第一次登上了美洲的土地。
淘金热最高峰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超过了五万人，除了底层的矿工之外，还有大量提供为这些矿工提供服务的传统行业，就像是中餐馆、理发店、裁缝铺、制鞋铺与中医馆，当然也少不了一批更加传统的黑色行业，比如臭名卓著的赌档、妓寨和鸦片馆。
当时最常见的华人宗社团体是公所，参加者最基本的条件是同姓同宗，所以公所前面会冠以各宗族的郡望堂号。因为有些姓氏人数不多，所以还有几个姓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公所的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最大的华人团体，就要属各地在美会馆了，虽然听上去像是国内的同乡会，但是在建立之初，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苦力输出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完全是被香港和广州一些洋行所垄断的，除了开埠港口的那些为虎作伥的本地掮客，中国本土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插手其间。
但是随着输出的劳工数量增加，洋行需要一些华人作为中间人，在美国当地负责苦力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另外的任务是向劳务需求方收账同时防止工人在工作期间逃脱，顺便也干一些抢占地盘，维护公司的利益的黑活。
不过有一部分中间人或者经理人在行当里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就抛开了原本的洋行雇主，自己干起从国内招募苦力的生意来。
这些经理人从苦力管理者化身为苦力进口商，他们凭借着本身在国内的关系，加上一些无法言喻的手段，很快就垄断了当地的华工进口生意。
这些苦力进口商联合起来，按照各自的家乡籍贯，再借鉴中国同乡会的形式，在三藩市建起了一连串的会馆。
这些会馆会在各自的籍贯地区招募苦力劳工，与这些劳工签订“赊单”合同。当苦力到达美国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所属的会馆“注册”成为会员，并且签订一份明确的债务协议，而后再由公所将其分配到各个劳务承包商那里工作。
会馆除了向苦力收取还款之外，还会收取相应的“会费”，同时会馆要负责苦力的人生安全，并提供医疗以及法律方面的援助，并且承诺苦力一旦因为意外而死亡，会馆会负责将其的遗体送回家乡。因为在法律上会馆是这些苦力的债主，所以如果一个苦力想要买船票回国，必须要拿到会馆开出的债务清偿证明，否则船务公司将不会向任何苦力出售回国的船票。
会馆在每个苦力身上都能赚到一大笔钱，除了之前的赊单与会费之外，他们还会向苦力高价出售从中国走私而来的各种日用商品，而当劳工想要通过会馆向家里汇钱的时候，他们还要收取一笔昂贵的“手续费”，而向劳工提供服务的行业里，大部分都有会所的“股份”。
同时会馆还雇佣了一批职业打手，这些人除了负责会馆的保安之外，主要是负责监视和看管苦力，如果有人在工作期间逃跑，就将由这些人进行追捕。
那些吸着苦力血汗的商人们，在苦力眼里却一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金山乡绅。原因无他，因为他们做的是垄断生意，除了那些本乡本土的苦力，他们拒绝招募任何外乡人。所以那段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苦力，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两广地区的农民。
三藩市先后建立了十多家会馆，经过竞争吞并之后，最终保留下了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当时整个加州的苦力生意，基本上都是由这六家公馆负责的，在华人社区里几乎可以称得上只手遮天。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因为一批本土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跟着出来“闯金山”了。
眼看着大量泥腿子涌向金山，不少人归来时满口袋的鹰洋，那些好勇斗狠的江湖人士，怎么可能不感到心烦眼馋。
洪门致公堂是第一个在美洲亮出字号的江湖堂口，此时洪门虽然挂得是“反清复明”的牌子，其实早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江湖帮派。
致公堂给其他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做出了一个榜样，很快一批五花八门的“堂口”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华人聚集区建立起来了。
而六大公司下属的打手们，要不原本就是帮派分子，要不根本不是这些职业黑帮的对手，很快这些会馆就失去了对华人社区的控制，中国城随即就陷入了黑帮乱战时代，美国人称这段时期为“堂战”。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早登陆北美的中国社团组织，名义上全都隶属于三合会，也就是传闻中的“洪门兄弟”。
关于洪门的起源，社会上传说众多，比较主流的有郑成功部下陈近南创建“天地会”说，康熙年间南少林洪门五祖说，以及雍乾年间福建云龙和尚创立说。
而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个组织源自于康乾雍时代著名的反清组织“天地会”，福建和两广地区是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
至于“三合会”这个名字，本取自广东“东江西江北江”三江汇聚之故，所以帮会切口里时有“三合河水万年流”这一类的词句，同时这个名字也隐含了古代哲学里“天地人”三才聚合的意思，寓示着他们脱胎于早年的“天地会”。
实际上三合会创立时已经是道光中期了，可以说和康雍年间的“天地会”已经没有多少联系，实质上是一些心怀反清思想的民众，假托“天地会”的名义搞出的秘密结社团体。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在广东发起了数次起义，起义的会友自称“洪兵”，这里的“洪”指的是“洪门”，和那位洪天王可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坐镇两广就是那位“六不”总督叶名琛，别看这位大学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丑态百出，但遇到镇压造反“乱民”的问题时，顿时就变成了一个狠辣果敢的杀人屠夫。
三合会领导层和会中主力被满清军队屠戮一空，残余分子逃散乡野，并且在民间蛰伏了下去。
等到二鸦结束之后，清廷开始在佛山、肇庆组建地方民团，很多“三合会”成员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些民团里的骨干，“洪门”才得以在此基础上死灰复燃。
但是因为高层领袖几近全军覆灭，洪门三合会这个组织也在求存过程中，逐渐发生了一些蜕变，虽然门规里还保留着“反清复明”的理念，但更多的是森严的等级划分与帮派规矩，不复有早先的那些政治诉求了。
前文说过，在广东的苦力贸易中，三合会徒众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苦力行的华人掮客狼狈为奸，欺诈坑害了不少无辜民众。当他们发现“金山”真的是一座金山时，帮派势力向美洲渗透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初到北美的三合会成员们，把这片土地视为了“无法之地”，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即是如此。
这些平日里就喜欢舞刀弄棒好勇斗狠的暴徒，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且开始在各会馆与会所之间的争斗里活跃起来，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因为地域矛盾而引发的冲突甚至械斗，其实在淘金时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
加州的苦力主要来自于广东地区，当时粤地的百姓性情堪称刚烈，凡事都讲究义气为上，同时又受不得半点委屈，所以遇事极其容易冲动，往往不考虑行为后果，以至于事后常常悔之晚矣。
当时各大会馆或为了抢占地盘或为了商业利益纠葛，时常会纠集底下的苦力会员，真刀真枪的展开血腥械斗。
甚至有的会馆还特别雇佣美国退伍老兵，帮着训练出一支华裔洋枪队，目的却只是为了在和另一个会馆械斗中能够占的上风。
每次苦力械斗都会造成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数人的伤亡，比如前面说的使用洋枪的那次，短短十五分钟就造成了三十人以上的死伤，因为面对那些还拿着自制长矛铁叉的对手，就算是旧式前装滑膛枪也足以制造一场屠杀。
那段时期掌握华人社区武力的还是各大会馆，到了一八五零年之后，会馆之间相互合并，从最高峰时的八所缩减至六所，也就是后世里所说的六大公司时代。
不过当三合会势力登场之后，这些会馆手中的武力就有些不够看了。
洪门最初建立堂口的目的，对外宣传是为了保护普通苦力的权益，不再受到那些大会馆与会所的欺压。三合会完全不在乎成员的宗族与籍贯，只要愿意加入就被视为“洪门兄弟”，并且受到“洪门”的保护，绝不容任何人随意欺辱，于是底层苦力踊跃加入，实力膨胀的极为迅速。
当时会馆雇佣的所谓“打仔”，根本不是三合会职业打手的对手，后者遇事皆自奋勇争先，砍杀争斗起来视人命如草芥。
六大会馆最终在这场争斗中败下阵来，只能让出部分利益，选择与洪门堂口妥协共存，会馆不再阻拦会员加入洪门组织，同时华人社区内的各行各业，每月以区域划分，开始向各自隶属的堂口缴纳“保护费”。
后世香港黑帮的“保护费”制度，完全就是从北美三合会那里翻版过来的，因为香港早期的黑帮首领，基本都是北美三合会的返乡子弟。
“致公堂”其实本来叫做“洪顺堂”，在当地政府登记时，为了避免清廷驻外使馆作梗，才改名为致公堂的。
但是大家别以为此时的“致公堂”是什么革命组织，虽然在辛亥年有不少致公堂下属的洪门子弟，前仆后继投身反清革命事业，但是不可否认在致公堂建立的初期，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体。
致公堂和其他洪门的堂口一样，组建了“斧头仔”和“保护队”，前者负责与其他堂口进行械斗，后者专职向地盘里的商户收取保护费。
和所有三合会堂口一样，致公堂也参与了各种黑色行业的经营，特别是妓寨、赌场和鸦片烟馆的生意。
文献记载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甚至派人暗杀了一名加拿大神父，因为对方向警方揭发了致公堂长期进行着贩运中国娼妓的买卖。
这件谋杀案惊动了整个北美社会，加拿大警方缴获了致公堂的一大批内部文件，比如和下属杀手签订的生死契约之类，由此导致北美各界开始关注起中国社区的治安问题来。
北美洪门各堂口内战从一八八零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为止，战场遍布美加全境，在这五十八年时间里，撇开高达数千的人员伤亡不讲，光是对各地华人社区的破坏，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严重的是因为这场无谓的黑帮战争，大批移民不得不选择离开华人社区，甚至拖家带口返回国内。
就以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为例，旧金山中国城的居民人口一度曾经高达三万多人，而到了堂战末期，还留在唐人街的华人就只剩下一万两千人了。
一九零六年旧金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七点八级大地震，中国城社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华人侨民伤亡惨重，被地震摧毁的建筑里，包括了所有的妓院、赌场和烟馆，差不多一举荡平了旧金山三合会在半个世纪里积累下的家业。
但是元气大伤的各堂口，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偃旗息鼓，反而借着地震后社区重建的机会，开始重新划分起势力地盘，争斗变的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眼瞅着这场几乎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结果只会让大家同归于尽，堂口间的血腥纷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华界民众的生存，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内耗，必定会让外人渔翁得利。
于是在各大会馆和商会大佬们的努力斡旋下，最终旧金山仅剩下的八大堂口达成了停战协定，同意自此之后任何帮派纷争，都将交予专门成立的“和平总会”进行仲裁和调停，由此开始至少在旧金山中国城，华人侨民迎来了许久期盼的和平。
“我见过他们在街头斗殴，这些中国黑手党全都是狠角色，不过他们现在都畏惧“白魔鬼”。”克雷说完把烟头塞进了烟灰盒里，扭动方向盘拐上了一条横街。
“白魔鬼？”韦尔贝歪过头看着司机的后脑勺。
“就是约翰.杰克.马尼恩督查，一个作风强硬的老警官，他领导中国城警队已经二十年了。”克雷说完鸣了两下喇叭，催促前面的车辆加快一点速度，这条街上的车流还是一样堵。
韦尔贝打开前座之间的小酒柜，取出了一个玻璃杯。
“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建议我，抽时间去拜访这位督查。”韦尔贝说到。
司机点着头回答：“是的，我认为如果有他的帮助，可以省掉我们很多事。”。
“我不认为一个警察头子能对我们的计划有什么帮助。”韦尔贝拔掉水晶瓶塞放到一边，随后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他还是很有用处的，我想你可能忘记了，美国。”克雷说到一半突然踩下刹车，随后他从车窗探出头去：“嗨，看着点路，你这个白痴乡巴佬！”。司机咆哮着对从车前横穿马路的家伙恶言相加。
那人本还想还个嘴什么的，但看到这辆气派的豪华轿车，上面的人显然不是自己能够惹得起的，于是加快脚步混进了人流里。
“抱歉，先生，这些美国佬从来就学不会守规矩。”克雷回过头，对着正低头擦着裤子的韦尔贝充满歉意的说道。
“没事，前面你想说什么”幸好水洒出来不是很多，韦尔贝把手绢团起来扔进了酒柜。
“哦，我想说的是，您记得美国的《排华法案》吗？”克雷熟练的挂上车档。
PS：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月作者要努力了。
关于洪门的起源，社会上传说众多，比较主流的有郑成功部下陈近南创建“天地会”说，康熙年间南少林洪门五祖说，以及雍乾年间福建云龙和尚创立说。
而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个组织源自于康乾雍时代著名的反清组织“天地会”，福建和两广地区是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
至于“三合会”这个名字，本取自广东“东江西江北江”三江汇聚之故，所以帮会切口里时有“三合河水万年流”这一类的词句，同时这个名字也隐含了古代哲学里“天地人”三才聚合的意思，寓示着他们脱胎于早年的“天地会”。
实际上三合会创立时已经是道光中期了，可以说和康雍年间的“天地会”已经没有多少联系，实质上是一些心怀反清思想的民众，假托“天地会”的名义搞出的秘密结社团体。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在广东发起了数次起义，起义的会友自称“洪兵”，这里的“洪”指的是“洪门”，和那位洪天王可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坐镇两广就是那位“六不”总督叶名琛，别看这位大学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丑态百出，但遇到镇压造反“乱民”的问题时，顿时就变成了一个狠辣果敢的杀人屠夫。
三合会领导层和会中主力被满清军队屠戮一空，残余分子逃散乡野，并且在民间蛰伏了下去。
等到二鸦结束之后，清廷开始在佛山、肇庆组建地方民团，很多“三合会”成员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些民团里的骨干，“洪门”才得以在此基础上死灰复燃。
但是因为高层领袖几近全军覆灭，洪门三合会这个组织也在求存过程中，逐渐发生了一些蜕变，虽然门规里还保留着“反清复明”的理念，但更多的是森严的等级划分与帮派规矩，不复有早先的那些政治诉求了。
前文说过，在广东的苦力贸易中，三合会徒众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苦力行的华人掮客狼狈为奸，欺诈坑害了不少无辜民众。当他们发现“金山”真的是一座金山时，帮派势力向美洲渗透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初到北美的三合会成员们，把这片土地视为了“无法之地”，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即是如此。
这些平日里就喜欢舞刀弄棒好勇斗狠的暴徒，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且开始在各会馆与会所之间的争斗里活跃起来，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因为地域矛盾而引发的冲突甚至械斗，其实在淘金时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
加州的苦力主要来自于广东地区，当时粤地的百姓性情堪称刚烈，凡事都讲究义气为上，同时又受不得半点委屈，所以遇事极其容易冲动，往往不考虑行为后果，以至于事后常常悔之晚矣。
当时各大会馆或为了抢占地盘或为了商业利益纠葛，时常会纠集底下的苦力会员，真刀真枪的展开血腥械斗。
甚至有的会馆还特别雇佣美国退伍老兵，帮着训练出一支华裔洋枪队，目的却只是为了在和另一个会馆械斗中能够占的上风。
每次苦力械斗都会造成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数人的伤亡，比如前面说的使用洋枪的那次，短短十五分钟就造成了三十人以上的死伤，因为面对那些还拿着自制长矛铁叉的对手，就算是旧式前装滑膛枪也足以制造一场屠杀。
那段时期掌握华人社区武力的还是各大会馆，到了一八五零年之后，会馆之间相互合并，从最高峰时的八所缩减至六所，也就是后世里所说的六大公司时代。
不过当三合会势力登场之后，这些会馆手中的武力就有些不够看了。
洪门最初建立堂口的目的，对外宣传是为了保护普通苦力的权益，不再受到那些大会馆与会所的欺压。三合会完全不在乎成员的宗族与籍贯，只要愿意加入就被视为“洪门兄弟”，并且受到“洪门”的保护，绝不容任何人随意欺辱，于是底层苦力踊跃加入，实力膨胀的极为迅速。
当时会馆雇佣的所谓“打仔”，根本不是三合会职业打手的对手，后者遇事皆自奋勇争先，砍杀争斗起来视人命如草芥。
六大会馆最终在这场争斗中败下阵来，只能让出部分利益，选择与洪门堂口妥协共存，会馆不再阻拦会员加入洪门组织，同时华人社区内的各行各业，每月以区域划分，开始向各自隶属的堂口缴纳“保护费”。
后世香港黑帮的“保护费”制度，完全就是从北美三合会那里翻版过来的，因为香港早期的黑帮首领，基本都是北美三合会的返乡子弟。
“致公堂”其实本来叫做“洪顺堂”，在当地政府登记时，为了避免清廷驻外使馆作梗，才改名为致公堂的。
但是大家别以为此时的“致公堂”是什么革命组织，虽然在辛亥年有不少致公堂下属的洪门子弟，前仆后继投身反清革命事业，但是不可否认在致公堂建立的初期，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体。
致公堂和其他洪门的堂口一样，组建了“斧头仔”和“保护队”，前者负责与其他堂口进行械斗，后者专职向地盘里的商户收取保护费。
和所有三合会堂口一样，致公堂也参与了各种黑色行业的经营，特别是妓寨、赌场和鸦片烟馆的生意。
文献记载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甚至派人暗杀了一名加拿大神父，因为对方向警方揭发了致公堂长期进行着贩运中国娼妓的买卖。
这件谋杀案惊动了整个北美社会，加拿大警方缴获了致公堂的一大批内部文件，比如和下属杀手签订的生死契约之类，由此导致北美各界开始关注起中国社区的治安问题来。
北美洪门各堂口内战从一八八零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为止，战场遍布美加全境，在这五十八年时间里，撇开高达数千的人员伤亡不讲，光是对各地华人社区的破坏，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严重的是因为这场无谓的黑帮战争，大批移民不得不选择离开华人社区，甚至拖家带口返回国内。
就以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为例，旧金山中国城的居民人口一度曾经高达三万多人，而到了堂战末期，还留在唐人街的华人就只剩下一万两千人了。
一九零六年旧金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七点八级大地震，中国城社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华人侨民伤亡惨重，被地震摧毁的建筑里，包括了所有的妓院、赌场和烟馆，差不多一举荡平了旧金山三合会在半个世纪里积累下的家业。
但是元气大伤的各堂口，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偃旗息鼓，反而借着地震后社区重建的机会，开始重新划分起势力地盘，争斗变的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眼瞅着这场几乎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结果只会让大家同归于尽，堂口间的血腥纷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华界民众的生存，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内耗，必定会让外人渔翁得利。
于是在各大会馆和商会大佬们的努力斡旋下，最终旧金山仅剩下的八大堂口达成了停战协定，同意自此之后任何帮派纷争，都将交予专门成立的“和平总会”进行仲裁和调停，由此开始至少在旧金山中国城，华人侨民迎来了许久期盼的和平。
“我见过他们在街头斗殴，这些中国黑手党全都是狠角色，不过他们现在都畏惧“白魔鬼”。”克雷说完把烟头塞进了烟灰盒里，扭动方向盘拐上了一条横街。
“白魔鬼？”韦尔贝歪过头看着司机的后脑勺。
“就是约翰.杰克.马尼恩督查，一个作风强硬的老警官，他领导中国城警队已经二十年了。”克雷说完鸣了两下喇叭，催促前面的车辆加快一点速度，这条街上的车流还是一样堵。
韦尔贝打开前座之间的小酒柜，取出了一个玻璃杯。
“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建议我，抽时间去拜访这位督查。”韦尔贝说到。
司机点着头回答：“是的，我认为如果有他的帮助，可以省掉我们很多事。”。
“我不认为一个警察头子能对我们的计划有什么帮助。”韦尔贝拔掉水晶瓶塞放到一边，随后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他还是很有用处的，我想你可能忘记了，美国。”克雷说到一半突然踩下刹车，随后他从车窗探出头去：“嗨，看着点路，你这个白痴乡巴佬！”。司机咆哮着对从车前横穿马路的家伙恶言相加。
那人本还想还个嘴什么的，但看到这辆气派的豪华轿车，上面的人显然不是自己能够惹得起的，于是加快脚步混进了人流里。
“抱歉，先生，这些美国佬从来就学不会守规矩。”克雷回过头，对着正低头擦着裤子的韦尔贝充满歉意的说道。
“没事，前面你想说什么”幸好水洒出来不是很多，韦尔贝把手绢团起来扔进了酒柜。
“哦，我想说的是，您记得美国的《排华法案》吗？”克雷熟练的挂上车档。
PS：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月作者要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