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没事了，明天恢复更新，提前向大家打个招呼，这个月的更新可能会很不稳定，再次向大家表示歉意。
韦尔贝提着公文包快步走下旅馆门前的大理石台阶，此时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早就等候在门前，穿着灰色制服带着无檐平顶帽的门童，殷勤的为这位主顾拉开了轿车的车门。
韦尔贝从裤兜里掏出几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进了门童摊开的手掌里，大男孩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随即向这位出手大方的主顾致谢鞠躬。
罗斯福总统下台之后，以其为名的“罗斯福萧条”也随之戛然而止，繁荣的洲际贸易使得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复苏，从前的好日子似乎又回来了，从东海岸的纽约港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普通美国百姓不懂什么是地缘政治与战争经济，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共和党保守派的胜利。
虽然利润里的大头依然属于那些资本家们，但是工厂开工就意味着一份稳定的生计，一家老小可以填饱肚皮。
四零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是一百三十美元，实际上大多数人拿不到那么多，服务行业基层人员的薪水要更低一些，就比如这个门童，一个月底薪只有六十多美元，旅馆的制服和食宿还要他自己掏钱，所以日常小费对于这个大男孩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门童替韦尔贝关上了车门，“祝您今天一天顺利，韦尔贝先生。”男孩说到。
“谢谢你，汤姆。”韦尔贝优雅的点头回答。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后座，随即熟练的挂挡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充满了力量感的沉闷轰鸣。
“上午好，先生。”司机放下了玻璃隔板向老板问早。
“上午好，克雷。”韦尔贝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顺手按下了胡桃木扶手边的点烟器。
“这辆车是不是有些太显眼了，克雷。”
对方却回答到：“我不这样看，先生，今天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必须表现的足够体面才行。”
这是一辆崭新的一九四零年款的凯迪拉克豪华款轿车，是六十系列里最高档的型号。这辆车当时的市场售价是三千八百二十美金，这还不包括顾客定制内饰和附加设备的花费。这是一辆专门面对中高端市场的豪华车，安装有时髦的滑动天窗和驾驶席隔窗，内饰采用了胡桃木和真皮座椅，封闭式大灯，所有内外边条都镀了一层铬。
“我觉得还是那辆雪佛兰“大师”更好一些。”虽然那辆也是豪华款，但看上去比这辆凯迪拉克要低调一点，当然价格也相差了一千多美元。
“相信我，先生，这一辆才是最适合的，先生。”看到韦尔贝点燃香烟，司机升起了驾驶席后方的玻璃隔扇。
旧金山市内的街道大都是双车道，靠近湾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塞车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遇到这种情况时，一个职业司机表现其价值的时机也就到了。通常老练的司机会避开那些容易堵车的道路，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前往目的地最快捷的路径。韦尔贝感觉克雷先生绝计不属于后者，因为他们和一堆赶着上下班的车辆一起，被死死堵在了一条主干道上。
韦尔贝把视线从街边的一个热狗摊上移开，他转过脸来抬手敲了敲后座与司机席之间玻璃隔窗。伴随着电动马达声响起，这面带着镀铬边框的玻璃屏障顺滑的降了下去。
“能够准时到达吗，克雷。”韦尔贝询问到。
司机偏过头看着后视镜，沉稳的回答到：“现在看上去很难说，不过我会尽力。”。
“滴滴...滴”街头喇叭声此起彼伏，闹得让人心烦意乱。
韦尔贝转过头透过后窗望去，看到后面车上的司机正一脸绝望的用脑袋撞着方向盘。
“在下个路口改道吧，克雷。”
“我觉得不会起什么作用，周围这一片应该都堵上了，这里平时很少会这样，有可能前面出了什么事情。”司机抬手调整了一下后视镜，韦尔贝可以从镜子里看到一双灰蓝色的眼睛。
克雷是德国情报总局下属的外勤特工，去年七月下旬以欧洲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并且成功的在旧金山潜伏了下来。
他那一批“战争”难民主要是来自于德国，大都是侨居德国的挪威、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后裔，当然也有不少是德国人。不过这些德国人的护照上敲满了J字图章，代表着他们全都拥有犹太血统。
这些难民选择了一条曲折而艰辛的流亡路线，他们首先利用各种手段离开德国，乘坐国际列车或者中立国的邮轮前往远东。而后他们再从上海以及西伯利亚搭乘日本的邮轮，横渡太平洋前往美洲大陆。
他们或许不是欧战爆发后前往美国本土的第一批欧洲难民，但他们却是头一批从美国西海岸入境的战争难民。而且在他们之后没有人再尝试走这条线路，一个原因是各国加强了出入境身份的审查，另一个原因是欧洲战争在八月份就已经结束了，流亡者失去了成为战争难民的理由。
克雷护照上的身份是奥地利人，他也确实出生在奥地利，只不过在四岁时就随着父母移民德国了，家族在奥地利还有一大堆的亲戚。
战前德国境内有不少奥地利后裔，因为政治理念或者个人的原因，一部分人遭到纳粹当局的驱逐，其中不少还是音乐家、教师、医生、律师之类的社会精英。
这些人抛弃了在德国的财产和亲属，只带着简单的随身行李，来到地球另一边的新大陆，期望能够在这里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不过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打碎了他们的白日梦。
克雷入境美国之后，最初那段日子就过的相当的艰难。
当时他乘坐的是日本邮轮公司的【龙田丸】号邮轮，也就是【秩父丸】的姊妹船之一，在旧金山码头上迎接克雷他们的，是一支由美国海关、移民管理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除了负责审查所有人员的身份之外，探员们还搜查了所有人的随身行李物品，对外宣称是防止有人携带违禁物品入境。
在接下去的几周里，克雷时常发现有人在暗地里监视自己。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的特工身份暴露了，但随后发觉根本不是他想的那回事情。
监视他的是当地警局的探员，他们对战争难民充满着戒心，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外来者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他们常常会铤而走险，干起一些违法的活计。
克雷担心会引起警方的怀疑，结果在那段日子里，即便是穷困潦倒留宿街头，他都坚持着没有动用秘密账户里的活动资金。
接下去这位德国情报总局的精锐特工，每天都在为活下去而四处奔波着，他最初在码头干过一段时间装卸工，随后当起了杂货铺的销售员，他还在里脊区的一间酒吧里做过酒保，并且还给某位富商当过一阵子的保镖。
直到某一天克雷突然发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监视自己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当地警方的信任，从潜在的威胁名单上被划去了，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成功的融入了这座城市，在当地人眼里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了。
在韦尔贝来到旧金山之前，克雷正在考虑去一家酒店担任夜班经理的职务，他还计划在日落区租下一套住宅，有可能的话再去找一个女友，这样更便于掩饰身份，继续在当地潜伏下去。
不过目前看来，克雷的计划暂时是无法继续了，他将以韦尔贝私人司机兼保镖的身份跟随在对方身边，直到整个任务圆满完成。
“我们已经堵在这里十分钟了，你有其他的建议吗。”韦尔贝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很抱歉，先生，我没有预料到发生这种事情。”司机很美国化的耸起肩膀。
“趁着现在有时间，你再给我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吧。”韦尔贝拔出弹起的点烟器，点燃了嘴上的烟卷。
“你想知道的是...”司机回过头来。
“中国城。”韦尔贝吐出一个烟团。
PS：正在恢复状态，谢谢大家的支持。
韦尔贝从裤兜里掏出几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进了门童摊开的手掌里，大男孩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随即向这位出手大方的主顾致谢鞠躬。
罗斯福总统下台之后，以其为名的“罗斯福萧条”也随之戛然而止，繁荣的洲际贸易使得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复苏，从前的好日子似乎又回来了，从东海岸的纽约港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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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润里的大头依然属于那些资本家们，但是工厂开工就意味着一份稳定的生计，一家老小可以填饱肚皮。
四零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是一百三十美元，实际上大多数人拿不到那么多，服务行业基层人员的薪水要更低一些，就比如这个门童，一个月底薪只有六十多美元，旅馆的制服和食宿还要他自己掏钱，所以日常小费对于这个大男孩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门童替韦尔贝关上了车门，“祝您今天一天顺利，韦尔贝先生。”男孩说到。
“谢谢你，汤姆。”韦尔贝优雅的点头回答。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后座，随即熟练的挂挡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充满了力量感的沉闷轰鸣。
“上午好，先生。”司机放下了玻璃隔板向老板问早。
“上午好，克雷。”韦尔贝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顺手按下了胡桃木扶手边的点烟器。
“这辆车是不是有些太显眼了，克雷。”
对方却回答到：“我不这样看，先生，今天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必须表现的足够体面才行。”
这是一辆崭新的一九四零年款的凯迪拉克豪华款轿车，是六十系列里最高档的型号。这辆车当时的市场售价是三千八百二十美金，这还不包括顾客定制内饰和附加设备的花费。这是一辆专门面对中高端市场的豪华车，安装有时髦的滑动天窗和驾驶席隔窗，内饰采用了胡桃木和真皮座椅，封闭式大灯，所有内外边条都镀了一层铬。
“我觉得还是那辆雪佛兰“大师”更好一些。”虽然那辆也是豪华款，但看上去比这辆凯迪拉克要低调一点，当然价格也相差了一千多美元。
“相信我，先生，这一辆才是最适合的，先生。”看到韦尔贝点燃香烟，司机升起了驾驶席后方的玻璃隔扇。
旧金山市内的街道大都是双车道，靠近湾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塞车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遇到这种情况时，一个职业司机表现其价值的时机也就到了。通常老练的司机会避开那些容易堵车的道路，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前往目的地最快捷的路径。韦尔贝感觉克雷先生绝计不属于后者，因为他们和一堆赶着上下班的车辆一起，被死死堵在了一条主干道上。
韦尔贝把视线从街边的一个热狗摊上移开，他转过脸来抬手敲了敲后座与司机席之间玻璃隔窗。伴随着电动马达声响起，这面带着镀铬边框的玻璃屏障顺滑的降了下去。
“能够准时到达吗，克雷。”韦尔贝询问到。
司机偏过头看着后视镜，沉稳的回答到：“现在看上去很难说，不过我会尽力。”。
“滴滴...滴”街头喇叭声此起彼伏，闹得让人心烦意乱。
韦尔贝转过头透过后窗望去，看到后面车上的司机正一脸绝望的用脑袋撞着方向盘。
“在下个路口改道吧，克雷。”
“我觉得不会起什么作用，周围这一片应该都堵上了，这里平时很少会这样，有可能前面出了什么事情。”司机抬手调整了一下后视镜，韦尔贝可以从镜子里看到一双灰蓝色的眼睛。
克雷是德国情报总局下属的外勤特工，去年七月下旬以欧洲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并且成功的在旧金山潜伏了下来。
他那一批“战争”难民主要是来自于德国，大都是侨居德国的挪威、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后裔，当然也有不少是德国人。不过这些德国人的护照上敲满了J字图章，代表着他们全都拥有犹太血统。
这些难民选择了一条曲折而艰辛的流亡路线，他们首先利用各种手段离开德国，乘坐国际列车或者中立国的邮轮前往远东。而后他们再从上海以及西伯利亚搭乘日本的邮轮，横渡太平洋前往美洲大陆。
他们或许不是欧战爆发后前往美国本土的第一批欧洲难民，但他们却是头一批从美国西海岸入境的战争难民。而且在他们之后没有人再尝试走这条线路，一个原因是各国加强了出入境身份的审查，另一个原因是欧洲战争在八月份就已经结束了，流亡者失去了成为战争难民的理由。
克雷护照上的身份是奥地利人，他也确实出生在奥地利，只不过在四岁时就随着父母移民德国了，家族在奥地利还有一大堆的亲戚。
战前德国境内有不少奥地利后裔，因为政治理念或者个人的原因，一部分人遭到纳粹当局的驱逐，其中不少还是音乐家、教师、医生、律师之类的社会精英。
这些人抛弃了在德国的财产和亲属，只带着简单的随身行李，来到地球另一边的新大陆，期望能够在这里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不过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打碎了他们的白日梦。
克雷入境美国之后，最初那段日子就过的相当的艰难。
当时他乘坐的是日本邮轮公司的【龙田丸】号邮轮，也就是【秩父丸】的姊妹船之一，在旧金山码头上迎接克雷他们的，是一支由美国海关、移民管理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除了负责审查所有人员的身份之外，探员们还搜查了所有人的随身行李物品，对外宣称是防止有人携带违禁物品入境。
在接下去的几周里，克雷时常发现有人在暗地里监视自己。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的特工身份暴露了，但随后发觉根本不是他想的那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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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这位德国情报总局的精锐特工，每天都在为活下去而四处奔波着，他最初在码头干过一段时间装卸工，随后当起了杂货铺的销售员，他还在里脊区的一间酒吧里做过酒保，并且还给某位富商当过一阵子的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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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尔贝来到旧金山之前，克雷正在考虑去一家酒店担任夜班经理的职务，他还计划在日落区租下一套住宅，有可能的话再去找一个女友，这样更便于掩饰身份，继续在当地潜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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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现在有时间，你再给我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吧。”韦尔贝拔出弹起的点烟器，点燃了嘴上的烟卷。
“你想知道的是...”司机回过头来。
“中国城。”韦尔贝吐出一个烟团。
PS：正在恢复状态，谢谢大家的支持。
“中国城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保证你在全欧洲都找不到像这样的...嗯...该怎么说呢...”克雷抬起头打开了驾驶室顶部的天窗。
“你想说聚集地？”韦尔贝在烟灰盒里掸了掸香烟。
“嗯...可以这样来形容，先生，但并不很精确，实际情况比资料上记录的更复杂得多。”克雷按下仪表盘下方的点烟器，而后从车载烟盒里拿出一支卷烟。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处境很糟糕，他们急于获得外界的帮助。”韦尔贝皱着眉头翻看着膝盖上的文件。
“外界的帮助？”克雷笑了起来，他在包着皮革的方向盘上轻轻墩了墩烟卷，随后拔出了弹起的点烟器。
“最近的那份报告还是我撰写的，韦尔贝先生。”克雷低下头点燃了烟卷：“很显然，蹲在办公室里的先生们，搞混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会使用脑子思考问题。”
看上去这位特工对上级颇为不满，不过鉴于他此前的那段遭遇，韦尔贝觉得可以体谅这种心情，换做是他落入那种窘境，说不定会比克雷尖酸刻薄一百倍。
情报总局确实有失误的地方，这份潜伏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显得有些仓促，很多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到，总算这些特工接受过很全面的训练，心理承受力非常高，要是换成早期保安总局训练的那些人，恐怕早就已经搞出大纰漏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资料有问题？”韦尔贝抖着手里的文件问到。
“不，资料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如何去解读它了，先生。”克雷说完偏着头，摇下了驾驶席一侧的车窗。
“嗨，警官！前面究竟在搞什么！”司机对着一名叉着腰站在路中间的巡警大声喊道。
“别停下，继续往前，先生。”巡警没有回答克雷的问题，他只是不断用那根警棍画着圈。
“愚蠢的条子，看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克雷猛吸了一口卷烟，随后把香烟换到了左手上。
“以这种速度，我们十有八九要迟到了。”韦尔贝隔着车窗瞥了一眼那位巡警。
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年纪，穿着挺括的藏青色制服，左胸别着S..D的七角星徽，佩着全套武装带，枪套里插着一支硕大的M1917左轮。
“为什么我们不往右转。”韦尔贝提议到。
“必须过了前面两个路口才能想办法绕路，右边整条街都是有轨缆车的线路，看看前面那些车，这里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聪明人，先生。”克雷从烟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右手拿着还剩半截的烟蒂续上火，随后把烟蒂按进了仪表板下的烟灰盒里。
“好吧，这由你来做主。”韦尔贝开朗的笑了起来，一个有性格的部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你前面还没说完，克雷，关于中国城的问题。”韦尔贝把话头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国人，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可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过了路口后车流的移动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换了个档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旧金山中国城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世界最大中国城在当时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广告，而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近代华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里面充满了黑暗、血腥和肮脏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全世界掀起废奴运动浪潮，被视为人权和道德改良组织以及教会的伟大胜利，当然不应该抹杀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浪潮背后所隐藏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废奴，就是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本，改良派对保守派，新贵族与老贵族、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内战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利益版图的重新划分，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废奴运动虽然成功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虽然政治家们因为废奴立场，在政治与名利方面获益丰厚，但是对于殖民资本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彻底底是一场灾难。
因为无论是美洲本土还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必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填补黑奴释放后产生的缺口。
黑人成为雇佣工人之后，严重降低了蓄奴资本原本获得的净利润。曾经的奴隶主们必须尽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们的玉米地、甘蔗园、烟草田、咖啡园、棉花田里劳作，同时担负起筑路、开矿行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重体力工作。
英国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候补，那就是几乎拥有无穷人力资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在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败光了祖宗们留下的积蓄，即便是留下个和中堂让儿子宰杀，但国家的元气已伤，颓势已现，以嘉庆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你想说聚集地？”韦尔贝在烟灰盒里掸了掸香烟。
“嗯...可以这样来形容，先生，但并不很精确，实际情况比资料上记录的更复杂得多。”克雷按下仪表盘下方的点烟器，而后从车载烟盒里拿出一支卷烟。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处境很糟糕，他们急于获得外界的帮助。”韦尔贝皱着眉头翻看着膝盖上的文件。
“外界的帮助？”克雷笑了起来，他在包着皮革的方向盘上轻轻墩了墩烟卷，随后拔出了弹起的点烟器。
“最近的那份报告还是我撰写的，韦尔贝先生。”克雷低下头点燃了烟卷：“很显然，蹲在办公室里的先生们，搞混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会使用脑子思考问题。”
看上去这位特工对上级颇为不满，不过鉴于他此前的那段遭遇，韦尔贝觉得可以体谅这种心情，换做是他落入那种窘境，说不定会比克雷尖酸刻薄一百倍。
情报总局确实有失误的地方，这份潜伏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显得有些仓促，很多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到，总算这些特工接受过很全面的训练，心理承受力非常高，要是换成早期保安总局训练的那些人，恐怕早就已经搞出大纰漏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资料有问题？”韦尔贝抖着手里的文件问到。
“不，资料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如何去解读它了，先生。”克雷说完偏着头，摇下了驾驶席一侧的车窗。
“嗨，警官！前面究竟在搞什么！”司机对着一名叉着腰站在路中间的巡警大声喊道。
“别停下，继续往前，先生。”巡警没有回答克雷的问题，他只是不断用那根警棍画着圈。
“愚蠢的条子，看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克雷猛吸了一口卷烟，随后把香烟换到了左手上。
“以这种速度，我们十有八九要迟到了。”韦尔贝隔着车窗瞥了一眼那位巡警。
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年纪，穿着挺括的藏青色制服，左胸别着S..D的七角星徽，佩着全套武装带，枪套里插着一支硕大的M1917左轮。
“为什么我们不往右转。”韦尔贝提议到。
“必须过了前面两个路口才能想办法绕路，右边整条街都是有轨缆车的线路，看看前面那些车，这里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聪明人，先生。”克雷从烟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右手拿着还剩半截的烟蒂续上火，随后把烟蒂按进了仪表板下的烟灰盒里。
“好吧，这由你来做主。”韦尔贝开朗的笑了起来，一个有性格的部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你前面还没说完，克雷，关于中国城的问题。”韦尔贝把话头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国人，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可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过了路口后车流的移动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换了个档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旧金山中国城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世界最大中国城在当时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广告，而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近代华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里面充满了黑暗、血腥和肮脏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全世界掀起废奴运动浪潮，被视为人权和道德改良组织以及教会的伟大胜利，当然不应该抹杀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浪潮背后所隐藏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废奴，就是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本，改良派对保守派，新贵族与老贵族、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内战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利益版图的重新划分，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废奴运动虽然成功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虽然政治家们因为废奴立场，在政治与名利方面获益丰厚，但是对于殖民资本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彻底底是一场灾难。
因为无论是美洲本土还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必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填补黑奴释放后产生的缺口。
黑人成为雇佣工人之后，严重降低了蓄奴资本原本获得的净利润。曾经的奴隶主们必须尽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们的玉米地、甘蔗园、烟草田、咖啡园、棉花田里劳作，同时担负起筑路、开矿行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重体力工作。
英国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候补，那就是几乎拥有无穷人力资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在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败光了祖宗们留下的积蓄，即便是留下个和中堂让儿子宰杀，但国家的元气已伤，颓势已现，以嘉庆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历史上在苦力贸易的初期，这些招募活动无论是在雇主还是雇员的国内，都不属于合法的行为。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而从一八二零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人入境美国，其中有些是商船上的雇员与仆役，但也有一些是广东沿海的贸易商人，远赴重洋寻找商机去的。那时候加州的淘金潮还未开始，中国商人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丝绸和茶叶生意。有些中国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减去辫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一八四零年之前，在加州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接近八百多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闽粤沿海居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特别是当得知加州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工怀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加州的苦力船。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负担不起前往新大陆的船票和食宿开销，于是就与苦力公司签订契约，由苦力公司垫付这笔先期花费。于是苦力公司也就成为了这些苦力的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赊单工”，法律上他们依然是自费自愿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而不是所谓的“契约奴隶”。
但事实上当他们踏上美国国土之后，就自动成为了苦力公司的“债奴”。在还清苦力公司的债务之前，他们只能在对方下属的矿山或者工地干活，或者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移交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承包商。
因为在工作期间还会不断产生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上债务本身的利息，苦力常常需要为苦力商工作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偿清债务。
而到了一八八二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苦力公司不再坚持持有这些苦力的债权，毕竟管理这些亚洲人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他们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方式，把债权转让给加州的六大会馆，让中国人来承担起管理责任。
所谓的六大会馆或者美国人口中的六大公司，是由原本的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合并而成的，也就是著名的驻美中华总会的雏形。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而从一八二零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人入境美国，其中有些是商船上的雇员与仆役，但也有一些是广东沿海的贸易商人，远赴重洋寻找商机去的。那时候加州的淘金潮还未开始，中国商人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丝绸和茶叶生意。有些中国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减去辫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一八四零年之前，在加州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接近八百多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闽粤沿海居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特别是当得知加州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工怀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加州的苦力船。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负担不起前往新大陆的船票和食宿开销，于是就与苦力公司签订契约，由苦力公司垫付这笔先期花费。于是苦力公司也就成为了这些苦力的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赊单工”，法律上他们依然是自费自愿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而不是所谓的“契约奴隶”。
但事实上当他们踏上美国国土之后，就自动成为了苦力公司的“债奴”。在还清苦力公司的债务之前，他们只能在对方下属的矿山或者工地干活，或者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移交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承包商。
因为在工作期间还会不断产生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上债务本身的利息，苦力常常需要为苦力商工作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偿清债务。
而到了一八八二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苦力公司不再坚持持有这些苦力的债权，毕竟管理这些亚洲人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他们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方式，把债权转让给加州的六大会馆，让中国人来承担起管理责任。
所谓的六大会馆或者美国人口中的六大公司，是由原本的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合并而成的，也就是著名的驻美中华总会的雏形。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完全是生物自然演化的结果，最早的人类族群，纯粹是为了捕猎单独或者少数个体无法对抗的猎物，同时抵御那些天生居于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产生的。
人类是一种倾向于混沌的生灵，时常沉迷于自己的欲望与生物本能之中，特别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地球物种所共有的天性，在人类身上更是放大了一千倍。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对族群的看法以及演变过程，实在可以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写一篇鸿篇巨著出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看问题还是很敏锐的，中国古代社会架构就是个人、家庭而后国家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撇去个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不提，家庭应该是构筑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当一个家庭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升级为宗族。
现代人类常以种族、信仰、职业等等共同点汇集成一个个群体，而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群体，分辨亲疏的元素是血脉。
具有相同的血脉并不代表着会更加团结，但是从族群生存与繁衍角度来看，具有更多血亲的族群，在残酷的进化历史进程中，通常更加具有竞争力一些。
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概念已经从单纯血脉上的联系，演变到同姓甚至同籍上，范围扩大之后的结果就是，民间宗族力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成了当时国家政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地区的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一级，底层乡野全靠各地的宗社与乡绅们共同管理，这种架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最初这些到达美国淘金的华工们，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各方面全都不同的海外，当然会出于本能的抱团取暖。
而且除了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族群内部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华工之间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冲突，所以加入一个可供庇护的团体，成为了每个华工首先会想起的事情。
本乡本土成为了最基本的辨识标准，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意味着会说同一种语言。别小看这一点，当时满清就连官话都分成了四五种，两广与闽浙地区少说有数十种方言，有些闭塞的山区甚至会发生“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情况，两座相距不远的村庄，说话发音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最原始的自发的同乡会，组织结构相当粗糙，实际上很难向成员提供什么帮助，更别提在苦力工作上提供什么保障了。
有一部分苦力确实在淘金潮中获得了成功，在完成合约付清欠款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家乡，在当地建屋置地，过起了富裕的土豪生活，人们把这些成功者尊称为“金山伯”。
看到这些成功的榜样，于是大批同样怀着发财梦想的农民，踏上了前往“黄金之地”的旅程，这些人就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了，很多地方甚至全村全乡青壮，组团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某些有条件组成“建制”的团队，出现了专门的“管理”阶层，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宗族力量，第一次登上了美洲的土地。
淘金热最高峰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超过了五万人，除了底层的矿工之外，还有大量提供为这些矿工提供服务的传统行业，就像是中餐馆、理发店、裁缝铺、制鞋铺与中医馆，当然也少不了一批更加传统的黑色行业，比如臭名卓著的赌档、妓寨和鸦片馆。
当时最常见的华人宗社团体是公所，参加者最基本的条件是同姓同宗，所以公所前面会冠以各宗族的郡望堂号。因为有些姓氏人数不多，所以还有几个姓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公所的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最大的华人团体，就要属各地在美会馆了，虽然听上去像是国内的同乡会，但是在建立
之初，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苦力输出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完全是被香港和广州一些洋行所垄断的，除了开埠港口的那些为虎作伥的本地掮客，中国本土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插手其间。
但是随着输出的劳工数量增加，洋行需要一些华人作为中间人，在美国当地负责苦力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另外的任务是向劳务需求方收账同时防止工人在工作期间逃脱，顺便也干一些抢占地盘，维护公司的利益的黑活。
不过有一部分中间人或者经理人在行当里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就抛开了原本的洋行雇主，自己干起从国内招募苦力的生意来。
这些经理人从苦力管理者化身为苦力进口商，他们凭借着本身在国内的关系，加上一些无法言喻的手段，很快就垄断了当地的华工进口生意。
这些苦力进口商联合起来，按照各自的家乡籍贯，再借鉴中国同乡会的形式，在三藩市建起了一连串的会馆。
这些会馆会在各自的籍贯地区招募苦力劳工，与这些劳工签订“赊单”合同。当苦力到达美国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所属的会馆“注册”成为会员，并且签订一份明确的债务协议，而后再由公所将其分配到各个劳务承包商那里工作。
会馆除了向苦力收取还款之外，还会收取相应的“会费”，同时会馆要负责苦力的人生安全，并提供医疗以及法律方面的援助，并且承诺苦力一旦因为意外而死亡，会馆会负责将其的遗体送回家乡。因为在法律上会馆是这些苦力的债主，所以如果一个苦力想要买船票回国，必须要拿到会馆开出的债务清偿证明，否则船务公司将不会向任何苦力出售回国的船票。
会馆在每个苦力身上都能赚到一大笔钱，除了之前的赊单与会费之外，他们还会向苦力高价出售从中国走私而来的各种日用商品，而当劳工想要通过会馆向家里汇钱的时候，他们还要收取一笔昂贵的“手续费”，而向劳工提供服务的行业里，大部分都有会所的“股份”。
同时会馆还雇佣了一批职业打手，这些人除了负责会馆的保安之外，主要是负责监视和看管苦力，如果有人在工作期间逃跑，就将由这些人进行追捕。
那些吸着苦力血汗的商人们，在苦力眼里却一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金山乡绅。原因无他，因为他们做的是垄断生意，除了那些本乡本土的苦力，他们拒绝招募任何外乡人。所以那段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苦力，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两广地区的农民。
三藩市先后建立了十多家会馆，经过竞争吞并之后，最终保留下了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当时整个加州的苦力生意，基本上都是由这六家公馆负责的，在华人社区里几乎可以称得上只手遮天。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因为一批本土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跟着出来“闯金山”了。
眼看着大量泥腿子涌向金山，不少人归来时满口袋的鹰洋，那些好勇斗狠的江湖人士，怎么可能不感到心烦眼馋。
洪门致公堂是第一个在美洲亮出字号的江湖堂口，此时洪门虽然挂得是“反清复明”的牌子，其实早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江湖帮派。
致公堂给其他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做出了一个榜样，很快一批五花八门的“堂口”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华人聚集区建立起来了。
而六大公司下属的打手们，要不原本就是帮派分子，要不根本不是这些职业黑帮的对手，很快这些会馆就失去了对华人社区的控制，中国城随即就陷入了黑帮乱战时代，美国人称这段时期为“堂战”。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人类是一种倾向于混沌的生灵，时常沉迷于自己的欲望与生物本能之中，特别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地球物种所共有的天性，在人类身上更是放大了一千倍。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对族群的看法以及演变过程，实在可以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写一篇鸿篇巨著出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看问题还是很敏锐的，中国古代社会架构就是个人、家庭而后国家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撇去个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不提，家庭应该是构筑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当一个家庭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升级为宗族。
现代人类常以种族、信仰、职业等等共同点汇集成一个个群体，而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群体，分辨亲疏的元素是血脉。
具有相同的血脉并不代表着会更加团结，但是从族群生存与繁衍角度来看，具有更多血亲的族群，在残酷的进化历史进程中，通常更加具有竞争力一些。
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概念已经从单纯血脉上的联系，演变到同姓甚至同籍上，范围扩大之后的结果就是，民间宗族力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成了当时国家政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地区的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一级，底层乡野全靠各地的宗社与乡绅们共同管理，这种架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最初这些到达美国淘金的华工们，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各方面全都不同的海外，当然会出于本能的抱团取暖。
而且除了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族群内部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华工之间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冲突，所以加入一个可供庇护的团体，成为了每个华工首先会想起的事情。
本乡本土成为了最基本的辨识标准，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意味着会说同一种语言。别小看这一点，当时满清就连官话都分成了四五种，两广与闽浙地区少说有数十种方言，有些闭塞的山区甚至会发生“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情况，两座相距不远的村庄，说话发音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最原始的自发的同乡会，组织结构相当粗糙，实际上很难向成员提供什么帮助，更别提在苦力工作上提供什么保障了。
有一部分苦力确实在淘金潮中获得了成功，在完成合约付清欠款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家乡，在当地建屋置地，过起了富裕的土豪生活，人们把这些成功者尊称为“金山伯”。
看到这些成功的榜样，于是大批同样怀着发财梦想的农民，踏上了前往“黄金之地”的旅程，这些人就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了，很多地方甚至全村全乡青壮，组团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某些有条件组成“建制”的团队，出现了专门的“管理”阶层，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宗族力量，第一次登上了美洲的土地。
淘金热最高峰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超过了五万人，除了底层的矿工之外，还有大量提供为这些矿工提供服务的传统行业，就像是中餐馆、理发店、裁缝铺、制鞋铺与中医馆，当然也少不了一批更加传统的黑色行业，比如臭名卓著的赌档、妓寨和鸦片馆。
当时最常见的华人宗社团体是公所，参加者最基本的条件是同姓同宗，所以公所前面会冠以各宗族的郡望堂号。因为有些姓氏人数不多，所以还有几个姓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公所的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最大的华人团体，就要属各地在美会馆了，虽然听上去像是国内的同乡会，但是在建立
之初，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苦力输出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完全是被香港和广州一些洋行所垄断的，除了开埠港口的那些为虎作伥的本地掮客，中国本土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插手其间。
但是随着输出的劳工数量增加，洋行需要一些华人作为中间人，在美国当地负责苦力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另外的任务是向劳务需求方收账同时防止工人在工作期间逃脱，顺便也干一些抢占地盘，维护公司的利益的黑活。
不过有一部分中间人或者经理人在行当里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就抛开了原本的洋行雇主，自己干起从国内招募苦力的生意来。
这些经理人从苦力管理者化身为苦力进口商，他们凭借着本身在国内的关系，加上一些无法言喻的手段，很快就垄断了当地的华工进口生意。
这些苦力进口商联合起来，按照各自的家乡籍贯，再借鉴中国同乡会的形式，在三藩市建起了一连串的会馆。
这些会馆会在各自的籍贯地区招募苦力劳工，与这些劳工签订“赊单”合同。当苦力到达美国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所属的会馆“注册”成为会员，并且签订一份明确的债务协议，而后再由公所将其分配到各个劳务承包商那里工作。
会馆除了向苦力收取还款之外，还会收取相应的“会费”，同时会馆要负责苦力的人生安全，并提供医疗以及法律方面的援助，并且承诺苦力一旦因为意外而死亡，会馆会负责将其的遗体送回家乡。因为在法律上会馆是这些苦力的债主，所以如果一个苦力想要买船票回国，必须要拿到会馆开出的债务清偿证明，否则船务公司将不会向任何苦力出售回国的船票。
会馆在每个苦力身上都能赚到一大笔钱，除了之前的赊单与会费之外，他们还会向苦力高价出售从中国走私而来的各种日用商品，而当劳工想要通过会馆向家里汇钱的时候，他们还要收取一笔昂贵的“手续费”，而向劳工提供服务的行业里，大部分都有会所的“股份”。
同时会馆还雇佣了一批职业打手，这些人除了负责会馆的保安之外，主要是负责监视和看管苦力，如果有人在工作期间逃跑，就将由这些人进行追捕。
那些吸着苦力血汗的商人们，在苦力眼里却一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金山乡绅。原因无他，因为他们做的是垄断生意，除了那些本乡本土的苦力，他们拒绝招募任何外乡人。所以那段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苦力，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两广地区的农民。
三藩市先后建立了十多家会馆，经过竞争吞并之后，最终保留下了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当时整个加州的苦力生意，基本上都是由这六家公馆负责的，在华人社区里几乎可以称得上只手遮天。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因为一批本土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跟着出来“闯金山”了。
眼看着大量泥腿子涌向金山，不少人归来时满口袋的鹰洋，那些好勇斗狠的江湖人士，怎么可能不感到心烦眼馋。
洪门致公堂是第一个在美洲亮出字号的江湖堂口，此时洪门虽然挂得是“反清复明”的牌子，其实早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江湖帮派。
致公堂给其他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做出了一个榜样，很快一批五花八门的“堂口”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华人聚集区建立起来了。
而六大公司下属的打手们，要不原本就是帮派分子，要不根本不是这些职业黑帮的对手，很快这些会馆就失去了对华人社区的控制，中国城随即就陷入了黑帮乱战时代，美国人称这段时期为“堂战”。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