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好作诗讽刺朝政，何况才高八斗的苏东坡，于是就免不了身陷“文字狱”。“乌台诗案”是宋代一起有名的文字狱，主犯则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苏轼。王安石变法，苏轼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
作为隐士的苏东坡才华横溢的苏轼虽然在他二十岁时便高中进士的第二名，但他的仕途之路却充满艰险和苦涩，几起几落，最后不得不离开京城，隐居在南方的几个小地方。这里的苏轼身着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显然是一个隐居的东坡居士了。这幅《东坡小像》是明画家孙克宏所绘。
且莫猖狂爱咏诗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在七月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剌朝廷。当时苏轼正在办公，两个悍卒冲进大厅，扯住苏轼的衣袖说：“御史中丞召见。”苏轼大惊失色，说：“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今日必是赐死。死就死吧，请让我先与家属告别。”苏轼妻子送夫至门，泣不成声，扯着他不肯放手。苏轼嬉皮笑脸地回头说：“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朴的妻子，作首诗送我么？”妻子不由“噗哧”笑出声来，苏轼这才得以脱身。原来这是苏轼常在家与妻子讲的趣事。杨朴是真宗时的隐士，被迫入京见驾，真宗问他：“卿临行时可有人赠诗么？”杨朴说：“只有臣妻作一首：‘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好一个东坡，这时还开玩笑。
苏轼被押到汴京，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部诗集作为罪证的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当然，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传诵一时，影响不小。主审官或与苏轼有私仇，或因政见不同要杀一儆百，他们把苏诗中某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夸大为对神宗的不满，逼苏轼招认叛逆罪。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人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蛰龙，不是想造反吗？”好在神宗还算明白，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咏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却对酒杯浑似梦
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一度相当悲观。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他将许多青金丹埋在土内，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就先行自杀。苏轼与儿子约好，每天往狱中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鱼。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他儿子去郊外买粮，托亲戚代为送饭菜，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亲戚正巧送了鱼。苏轼看到鱼，以为这回完了。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他知道狱吏不敢擅自为犯人送信，必然会将此事上报。果然，神宗皇帝读到此诗，心中不免有所感动。苏轼名满天下，连宫中的皇室成员也喜欢读他的诗文。仁宗皇后病重时，神宗为了祖母病势的好转，打算进行一次赦免。仁宗皇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她还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举贤良，回宫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就是苏氏兄弟，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掉吗？”仁宗皇后边说边掉泪，神宗也在一旁陪着下泪。
一些同情苏轼的人也站出来为他说话。丞相吴充有一次问神宗：“皇上感到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曹操算什么东西。”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曹操。曹操猜忌心极重，但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神宗有所触动，说：“我正打算放了他。”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他已是额手称庆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后被贬官至黄州了事。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苏轼感慨万分，伏在案上，读不下去。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神宗不到四十岁便死了，执政的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八年间，反变法派一度得势。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郁闷中他也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不久为人告发。反变法派群起而攻之，要借此好好整整对立派，苏轼是过来人，密请停止追究蔡确，但反变法派报复心切，听不进他的话，终于使蔡确得到了类似苏轼的经历，苏轼也被排挤。党争愈演愈烈，直吵到北宋灭亡。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找书苑 wｗw.zhａoshuyｕan.com 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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