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兴明朝3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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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连破农民军占据的洛阳、灵宝、襄阳等地，基本上剿灭了李自成在山西、陕西以外的队伍，收复了河南、湖北等失地。而在那半年时间里，袁文弼在京城里，除了练就七万大明禁军，还很强势地烧起了中兴大明朝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便是建立章法，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太监干政，这也是限制明帝的权力，得到了吴三桂等诸王的支持。

　　宦官干政问题，是明朝政治的一大毒瘤。袁文弼深知，明代太监气焰嚣张，得益于制度：一是太监秉笔，帮皇帝在公文上批红；二是太监掌握东厂、西厂，监督百官；三是太监外出监军、监税、监矿。

　　袁文弼早就解散了太监掌握的东厂、西厂，派“袁家军”一千人守卫皇宫，还派满云龙率领禁卫军入宫，在皇极殿前竖起了“禁止太监干政”的铁牌，铁牌高一丈，宽六尺，详细规定了限制太监的章法：“太监不得外出为官，也就是说不再当监军、监税、监矿；太监出宫门必须得到军情处的批准，私出宫门一步者，斩；太监品级不能高过四品；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字置买田屋”，规定

　　但凡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而且，袁文弼还让明帝下旨，宣布刑部拥有插手太监事务的合法权力，朝臣可以将犯错的太监“先斩后奏”，也就是说，大臣们可以通过刑部与慎刑司的渠道，把看不顺眼的太监直接拉出来杀掉。

　　而且，袁文弼还改变了明朝的祖制，规定太监要低大臣一等，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也就是说，太监不仅不能抢在大臣之前行礼。原来在明朝时，朝臣与太监相见，相互行礼致敬。遇到大太监或者关键岗位的太监，朝臣们往往抢先行礼，甚至卑躬屈膝，表示孝敬，内阁大学士也不例外。从袁文弼推行新制度后，完全不同了，规定凡太监与朝臣相遇，不管双方品级高低，太监都要主动低头、让道。若不谨遵，将总管太监一并治罪。而且太监遇到大臣不仅要让道致敬，也不能直呼大臣的名字。

　　为了釜底抽薪，袁文弼还严限太监读书认字。明朝宫廷设立内书堂，选十岁上下的小太监二三百人入内读书。内书堂有专门的老师，教导太监们读书认字。不少明朝太监书读得不错，还留下了不逊于士大夫的诗文作品，政治能力随之提升，袁文弼认为此举多余，太监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读书。

　　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觉得出了心头的一口恶气，对袁文弼推行的这些新规定大为赞赏，鼎力支持。反对的几十位太监，袁文弼还没动手，就被刑部的官员派人抓起来，凌迟处死！

　　但袁文弼对东林党，也没有多少好感，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袁文弼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初创时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他们胸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是可取的，但是他们的能力，袁文弼是怀疑的。东林党人是好人，所以排挤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是坏人，这就是《明史》的逻辑。但这种逻辑，骗骗别人还可以，袁文弼却是不信的。

　　在袁文弼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只会读古书的书呆子，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是值得推崇的，但是，在1644年，正义和道德，是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

　　袁文弼知道，理想和抱负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当时，东林党主要以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于是，袁文弼就从东林书院下手，破解东林党人的影响。

　　袁文避知道，就算自己强力禁止东林党人讲学，也根本无法禁止。明朝嘉靖皇帝曾经毁禁东林党的书院，但效果不佳，而张居正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改革也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此后的40年间，书院又迎来第二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不但大批被毁的书院相继恢复，还创建了171所新书院。明朝最后一次毁禁书院就是魏忠贤迫害东林党，时间是天启五年。但到天启七年魏忠贤就倒台了，满打满算也不到三年的时间。

　　于是，袁文弼因势利导，让读书人讲授本土科技著作，朝廷划定了9部科举必考的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朝廷的科举考试，有一半题目从这九本书中出题。而且，在袁文弼的力推下，朝廷新成立了专门的考试院，杜绝了东林党人通过“门生故吏”来发展势力的路子。

　　史可法、钱谦益等人反对袁文弼的改革，但袁文弼对他们的反对之声充耳不闻，强力推行，布告天下。而且，朝廷还成了教育司，来专门管理各地的学院，而且规定各地学院不再只讲儒学，中华文明的诸子百家，法学、墨家等都讲。

　　袁文弼改革的第三把火，就是增加工商业税收，充实国库。在明朝后期曾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农本商末”在东林党那里的意思，仅仅是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税的主意，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就休想！

　　袁文弼延续了张居正的税收改革，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通过读《明史》，袁文弼知道，东林党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朝政，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使得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于是，袁文弼恢复了明朝三十税一的工商税，而且中央专门建立了税收部门——税务司，他亲自抓税收。

　　钱谦益去找袁文弼，大声疾呼：“此事万万不可，一旦征加工商业税，则工商凋敝，江南必乱。窃以为，朝廷应该言义，不宜与民逐利，实行如此苛政。”

　　“苛政？胡说八道！这哪是与民逐利？分明是与商逐利！朝廷给予商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商人纳税是他们应当做的。”袁文弼正色道：“按照现在税制，三十税一。工商哪会凋敝？等工商业发展了，朝廷还会提高税率，二十税一，对于珠宝绸缎奢侈品，则十税三。你不必多言，如有作乱者，则是奸商，凌迟处死！”

　　钱谦益说：“圣人言，找书苑 www.zhａoshuyuan.com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袁文弼打断了钱谦益的话，道：“钱大人，你这是在讽刺本官吗？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你们东林党人自己何尝不言利？也许你们口头不说，但私下里一个个对利不是缁铢必究吗？现在国库空虚，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这种局面我一定会改变！你不必多言！”

　　除了商业税，袁文弼和吴三桂等诸王商议，还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朝廷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没收资产。

　　有了这三把火，整个大明朝总的来说，出现了转机，尽管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私下里议论大明朝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他们和丞相袁文弼、平西王吴三桂、定西王唐通、镇西王白广恩、镇南王姜瓖等军事独裁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深，钱谦益认为他们架空了明帝，是乱臣贼子，但整个大明朝，面貌一新，军事、财政实力大大增加，国库日益充实，除了杀了一批奸商，社会总体上也还算稳定，底层的百姓，尤其是废除了“三饷”的农民，开始安居乐业，一些流寇也纷纷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