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是单位同事别太要求上进，整天人眼瞪得和牛眼一样，到处琢磨着能踩着谁上位的单位，给多少钱他也不干。那种环境不适合洪涛这种比较野的性格，去了不出三天就得和别人打起来。
第三就是工作单位别离家太远，要是整天上下班都得来回倒好几次车，在公交车和地铁上耗费几个小时，再好的工作也就没啥吸引力了。那不叫工作，那叫挣饭吃。对于洪涛这样暂时还饿不到的人来讲，费这么大力气挣饭吃显然是不合算的。说白了吧，他就是矫情，别说饿三顿，饿一顿他就啥毛病都没有了，给啥干啥。
原本洪涛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最后一波包分配工作，从这点上来讲他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不喜欢到炼钢厂去继续自己所学的热处理专业，其实去了他也干不好，因为在大学里这四年里他根本就没怎么正经学，之所以考到这所学校学这个专业，完全是老爹的执念。好学校他也考不上，因为老爹在这里任教，才勉勉强强走后门被塞了进来，也就别挑什么热门专业了。上班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毅然决然的扔掉铁饭碗，辞职不干了。这时他的父母已经故去，家里没人能管他，也就助长了这种在当时看起来极不靠谱的行为。
不过也不能说洪涛是一时心血来潮莽撞而为，他还是有点后路的，算是骑着一头瘸驴去找马，不完全是走着。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营生，和两位调音师培训班里的同学去给歌厅、饭店、会议室安装舞台灯光、会议扩音设备。
这个活儿他从大二开始就在干了，自打考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不是上学做学问的料，之所以耗费这四年时间，完全是为了圆父亲一个教子有方的梦想。他老人家是大学老师，如果自己儿子连大学都上不了，让他老人家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但上学是上学，毕业之后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就不能以老爹的意志为转移了，他必须为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一个营生，不敢说一辈子为了这个事业而奋斗吧，也得能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什么梦想、理想之类的事情。
洪涛打小就比较独立也比较自我，凡是他认定的东西，不管对错，也不管家长同意不同意，都必须去试试。撞得头破血流是自己本事不济，不去做哪儿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呢。而且洪涛坚定的认为自己必须尽快独立生活，只要还向父母伸手要钱花，那就根本谈不上人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即便是父母，那也是别人的，一旦碰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说起话来都不硬气，自己人生自己做主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他的选择速度很快，大一第一学期他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东西，那就是调音师和录音师工作。这个玩意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太特殊的，但是放在九十年代初，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洪涛头一次接触这玩意还是在父亲的学校里，不是实验室也不是课堂，而是外教住的公寓。
那时候为了照顾外籍教师的生活，大学里一般都是给外教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住宿区，和教学区、中国教师宿舍区分开。这些老外喜好非常广泛，虽然有些东西在这时候的中国玩不了，但他们还是尽其所能的把很多新鲜玩意从国外带了进来。上班的时候人模狗样，下班一回到宿舍区里就原形毕露了，一个个要多不正经有多不正经，玩啥的都有。
调音师这个名称洪涛就是在这里头一次听说的，当时他才上高二。至于说他是如何进入独立管理的外教住宿区的，问这个问题都多余！做为一个本地孩子，还是从小就调皮捣蛋的胡同串子，进中南海那是吹牛逼，但进个学校里的外教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门口那两个看门大爷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洪涛从面前走过，不光没阻拦，还点头问好呢。
具体办法非常简单，洪涛只需要穿上一身外国牌子的运动服，然后在校园里随便找一个正在锻炼身体的外教，跟着他一起跑步，顺便用他初中水平的英语和人家讲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基本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些外教才不管你想干嘛，一听说是老师的孩子，警惕性基本也就没了，要是对方再认识自己父亲，还能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加上同样半生不熟的中文多聊会儿。聊着聊着就一起跑进外教住宿区了，门卫没胆子去拦外教，也就没胆子去拦跟着外教一起跑步的洪涛，他们会以为洪涛是外教的家属或者客人。狐假虎威这个词儿不光要学会、正确理解，还得能熟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才算没白学。
第一次进外教住宿区的洪涛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也没去惦记人家的财物。他从小调皮捣蛋不假，青春期也叛逆的出格，但绝对不偷东西。他信奉不给就抢的原则，偷东西的技术环节太多太复杂，懒得去钻研。这次处心积虑的混进外交住宿区完全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这个年代还是外国人比较少的时候，大街上看见都得不由自主的多瞄几眼，更何况住了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洪涛打算进来看看老外每天到底怎么生活，然后回自己的学校里去和同学吹牛逼，要是能混上几盒外贸烟就更理想了。
外贸烟他是没混上，因为第一次来探路谁也不认识，那些外教就算再不靠谱，也不会给个年轻人随便递烟的。不过他也没白来，刚钻进第二座公寓楼，就在一楼大厅里看到了几个外国人正围在一起摆弄着一堆机器。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之后，洪涛发现了这堆机器的大概用途，它们可以把音乐加工成多种多样的，还能把人声变得更具表现力。
洪涛没啥音乐细胞，也不是音乐爱好者，但九十年代初，哪个中学生不听歌？不听歌就意味着你跟不上时代、不潮流，就和现在不会上网一样，和同学之间你都没得聊。
在音乐之外，洪涛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机器设备，他从小就对无线电一类的东西比较热衷，甚至还专门跟着父亲的同事学过如何攒收音机、电视机，技术算不上太专业也还能凑合。现在面对着一大堆没见过的电子设备，两条腿立马就挪不动了。
光听、光看肯定满足不了他的好奇心，不懂的东西就得问啊！不告诉我就想办法，这是洪涛的信条。只要是他喜欢的玩意，他就能舍下脸去啥也不顾，此时本来就不薄的脸皮，立马又加上了一层。
那些外教对洪涛这个小伙子也没啥警惕，既然他能出现在外教宿舍区里，应该就说明他的家长也是外教。所以人家并没驱赶洪涛，哪怕他凑到很近的地方，也没有排斥，反倒热情的招呼他一起来玩。这下刚把二皮脸换上的洪涛算是找到组织了，英语不灵那就加上中文呗，这些外教里也有语言天赋不错或者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连说带比划，洪涛终于弄明白这些东西每样都叫什么、大概是起什么作用的。
另外他还从人家的包装箱里找到了几张电路图，在征求了人家同意之后，直接借走研究去了。按说这么复杂的电路图他应该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但这不是问题，大学里有电子工程系，里面的老师洪涛认识。语言能有国家、民族之分，电路图却是国际通用语，只要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人，你给他一张美国人的电路图和一张苏联人的电路图，对他而言都差不多，没有本质区别。
经过两周不懈的努力，洪涛终于搞明白这些电子设备的大致原理了。那些外教告诉他的是使用方式，电子工程系老师们告诉他的是工作原理。两方面一综合，洪涛立马就成了半个音响方面的专家，不敢说比人家玩得好，至少知道这些东西该如何连接、如何正常使用了。
可惜他的探索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外教肯定不会把这些设备借给他玩，人家也不是天天耍这个，即便洪涛没事就去外教楼里转悠，正好碰上人家在玩的次数也只有一次，不过瘾啊。
不过瘾也得忍着，当时的中国除了电影学院、音乐学院这些专业艺术团体之外，根本就没有调音师这种工作，就算有洪涛也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找到，社会上更没有这些设备出售，想摸想学也没地方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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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上大一的时候，终于在一本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京都文化局要开办第一期专业舞台灯光音响培训班，目的是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职业资格考核。当时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员大多挂着电工的头衔，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办这种半脱产培训班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专业单位从业人员的。
洪涛有个屁的从业经历，第一次报名就被人家劝退了。但他不死心，不是要从业证明吗？得嘞，找小舅舅刻个萝卜章，再找一张有新闻电影制片厂抬头的信函纸，伪造一个呗。这点事儿对于小舅舅那帮人来说根本不是事儿，要是能免除刑事责任，他们连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都能造出来，这就叫干一行爱一行，基本功嘛，没有这两手还谈什么走南闯北祖国山河一顿骗啊。
当时招生的文化局工作人员也是脑子里缺根弦儿，就洪涛这个德性，像一九六五年出生的吗？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你是谁，只要有盖了大红章的单位证明一律给你报名。反正交完报名费之后，还得进行统一的文化知识和无线电原理考试，他们也没想到有人愿意花钱费力的来学这个在当时算偏门的玩意。
洪涛的笔试成绩非常好，在一百二十多名考生里名列第二，光荣的被录取了，学期一年半，每周三次半天课。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并不是他真的知识丰富，而是考题太简单了。
你想啊，来报名考试的都是单位里上班的职工，有些都四五十岁了，文化局出题的同志充分考虑到了这些人的实际难处，除了上课所需的必要基础知识之外，并没出太难的题目。就这样，还有九十多人考试不及格呢，临时加了一次补考，照样有七十多人依旧不及格。
那些在单位里上班的正式工，下了班还要回家做饭照顾孩子，哪儿有功夫来背书考试啊。而且他们也不在乎这个所谓的职业资格证书，在他们眼里正式工就是一辈子的工作，谁敢不让自己干了就和谁玩命。考不及格就不及格了，老子还不想来上课呢！
于是乎，这个全bj乃至全国的第一期调音师和舞台灯光师职业资格培训班里，就剩下了不到五十人，准确的说是四十七人，连同洪涛这个假冒伪劣分子在内。
而最终领到了毕业证的人数只有三分之二不到，也就是说第一批被国家劳动部、文化部认定的调音师、灯光师的人数只有二十多位，洪涛就是其中之一，还是毕业成绩很不错的之一。这也是洪涛一辈子的骄傲，不管怎么说，咱弄了一个全国前二十名。
试问你干啥行业能混到全国前二十名？不得累吐血？咱一边上大学一边培训，大学还没毕业呢就拿到了这个荣誉，气人不？最气人的培训地点就在他家附近，别人都是吃完了中午饭顶着大太阳或者刺骨的寒风，抢孝帽儿一样赶来的，他则是午睡一下之后，穿着趿拉板摇摇晃晃的就进屋了。用一句话总结，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除了培训过程无比顺利之外，他在这里还有很多额外的收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结识了一大批同学。这些人都是各个演艺单位、文化部门的员工。别看他们现在只是个普通职工，过不了几年，这些人里就会冒出好多本行业中的大拿来，无论是在专业音响领域还是在演艺公司圈子里，都属于头一批下海并且混得风生水起的一群人。毕竟他们是职业资格的头一批，这个无形的优势太大了。别小看这张资格证书，在当时有几年时间里，这玩意就是一种身份、能力、信誉的象征。
而洪涛在这一群人里是最小的、同时他也最活跃，和每个人之间都没有利益冲突，更谈不上同行是冤家，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家同行。这样一来，他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甚至大叔就成了同班同学，一年半的交往不能说长却也不短；感情谈不上深厚但也有点情谊。也就是这些人在他今后的几年里，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事业上，走到哪儿一说我是谁谁谁的同学，对方除了一脸惊愕之外，多少也得买点面子。
从大四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跟着两个调音师同学去外面揽私活了，人家两个都是电影制片厂的职工，有条件也有本事去承揽一些饭店、歌厅、会议室的音响灯光工程，还有门路有资金从南方买来一些走私的外国灯光音响设备。他是啥都没有，就是有时间有精力，于是他就成了工程现场副指挥，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指挥工人按照图纸去安装各种基础线路、协调甲方对现场声学环境进行改装，工程完工之后还得负责后期维护和尾款的结清，然后才能拿到一份不菲的辛苦钱。
如果他不是那两位调音师的同班同学，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但现在你想不让人家信都不成了，你肚子里有啥货色，能力如何，人家心知肚明，毕竟是一起上过学的，洪涛的考试成绩还比他们俩强呢。这时候你不答应帮忙才是装孙子得罪人，这也就是圈子的重要性。圈子选对了、能力达到了，不是你去忙着挣钱，而是钱忙着找你，不挣都挨骂。
但是这种工程不是月月有，赶上一个一般就干半个月到一个多月左右，特别大的能干三个来月，剩下的时间自己该去干嘛呢？而且这种盯施工现场的工作非常累，还特别脏，责任还很大。有一个地方疏忽了，很可能就得返工，那就意味着钱要受损失了。所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洪涛又不太感兴趣了，说起来就是他的新鲜劲儿过了。
而且通过这两年的努力，能盯工程现场的人也不缺了，那两位调音师也从单位停薪留职开办了自己的小公司，并且培养出来几个徒弟，根本也没指望能用洪涛一辈子。倒不是人家两个要抛弃洪涛，事先人家也征求了洪涛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入股一起干，洪涛的回答是不。让他玩票可以，伙在一起做买卖坚决不成。现在他等于是拿钱帮忙，一旦入股了那就得拼命干啊，这和他的人生理念有很大冲突。于是他又成了编外人员，人家活儿忙的时候找他临时帮忙，不忙的时候他就完全失业了。
洪涛是个闲不住的人，你让他天天上班挣钱奔命他不乐意，你让他天天休息他也不乐意，贱人就是矫情嘛。闲了两个多月，他又琢磨是不是该去找个班上了，做买卖的事情他从来没考虑过，当时那个年代，做买卖的风气也不是太浓郁，他也不想去受那个累。找个不太忙、离家近、空闲多的工作才是最符合他目前意愿的。
招聘会洪涛没去，那地方根本也没符合他要求的工作可找。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倒是看了看，基本都没合适的。他看上眼的工作人家看不上他，人家看上他的他又看不上人家。最终还是一位调音师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个单位，就是目前这个卫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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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自问真没那个本事，就算人家敢要，自己也不敢去啊，万一把某个参数搞错了，卫星一头从天上栽下来，不说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这个工作责任太大了，睡觉估计都得做噩梦。可那位同学是好意，人家又已经和卫星公司的熟人打好了招呼，自己一面不露就溜号恐怕也不合适，这样做事儿太伤人了，以后谁还敢再帮你呢。于是洪涛就抱着去开开眼的心思，硬着头皮走进了那家位于六里桥银河大厦的卫星公司。
给自己面试的就是那位同学的熟人，也是这家卫星公司的运营部主管，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上总带着笑摸样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叫吴道澄。面试的过程很简单，这位吴主管先是看了看洪涛的简历和毕业证书，又大概问了问洪涛的家庭情况和政治背景，连卫星两个字都没提，就开始和洪涛介绍公司里的聘用职位与工资福利待遇问题了。
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五百；转正之后给上五险一金、工资九百多，午餐免费提供。这个工资待遇当时就让洪涛心里一动，真不少啊！那时候是一九九六年底，自己的大学同学基本都在首钢干了快两年了，每个月工资奖金加一起也不过七百多，自己刚来就把他们超了？不对，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白给的好事儿，后面肯定还有大坑在等着自己，先听听再说吧。
果然，这位吴主管说话是个大喘气，前面说的都是优势，把劣势留在后面了。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特别，没有节假日休息，每周连续上班三十六个小时，而且上班地点不在公司驻地，而是在BJ西郊的云岗！
就算在六里桥上班洪涛都嫌远，每天自己要先坐地铁二号线再倒一号线，到了公主坟之后还得坐几站公交车，这一趟折腾下来至少一个半小时。云岗！那尼玛都快到门头沟了，还是在大山沟里，自己去一趟还不得顶着朝阳出发，迎着落日抵达啊！
每周连续上三十六个小时班倒没啥问题。对于洪涛而言，这个条件不光不是负面的，还很合自己胃口。要是能每年连着上二个多月班，然后剩下九个多月不用上班才好呢。时间这个东西，越零碎就越不禁过，每天上下班会浪费很多时间，全集中到一起，反倒把时间弄成整块的了，想干嘛都成。
至于说没节假日休息什么的，洪涛更不在意了。一周就上一天半的班，还休什么周末啊，自己家里就孤零零一个人，最怕的就是过节。
“每班两个人，单位给配一辆车，可以自己开回家，单位担负上下班路程的油票和修车费用。”别看这个吴主管笑眯眯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是他察言观色的本事可不小，洪涛刚一咧嘴，他就又补充上一条。
“我没车本！”洪涛真有点动心了，九六年啊！能有一辆一半儿属于自己支配的小汽车，哪怕是辆二一二吉普也成啊。这个年代私家车不是没有，但也不多，开着车上下班这得多拉风啊？逼格瞬间就高了。
“马路对面就是驾校，可以半脱产学习，报名费单位报销。”吴主管笑意更浓了。
最终洪涛也没抗住这个巨大的诱惑，连具体工作是什么都没仔细问，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两天之后来上班了。这位吴主管确实没骗人，上班第一天就带着他去马路对面的驾校报了名，而且还是快班，报名费三千多，没用洪涛掏一分钱，直接拿着单位的支票就给交了。
简短节说吧，这个卫星公司的工作性质很特殊，尤其是洪涛所在的运营部，工作性质就更特殊了。这个工作不坐班，就按照每周上班三十六个小时执行，一个班两个人，具体工作就是盯着地面发射站的设备，保证微波功放的波束经过导波管之后正常送入发射天线，并以合适的角度发射到卫星的接收器上去。
这就要求地面值班人员要熟悉微波发射设备的基本参数，不光要每隔两小时记录一次，还得在异常天气的时候，能手动调节微波功放的发射功率，以便抵消掉大气层中水蒸气、雨滴、冰雪对微波的消耗。
卫星那个玩意没有提高功率的本事，它只能转发，说白了就是一面镜子，你打上去的功率大，它转发下来的功率就相应的大，你发射的功率不足，它转发下来的信号也就微弱。
一旦发现监测信号功率过低，就得手动增加发射功率。增加多少呢？有几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加少了没用，加多了微波功放里的微波管损耗就大。那玩意贼贵，国内还生产不了，要从美国和德国进口，哪家都不便宜，一根就上万美元。三台互为备份的微波功放里六根微波管，使用寿命是按小时计算的，而且它们的寿命曲线不是线性的，一旦超过正常值，立马就直线下降。大功率发射一小时，等于在标准功率下损耗发射管工作寿命的十几倍还多。
这时候就得靠地面站值班人员来掌控这个度了，既不能让发射信号过弱，还得尽可能的省着用微波管，手一哆嗦就是几十个小时的使用寿命没了。这恐怕也是地面站值班人员待遇好的原因之一，你要是整天扣扣索索的，值班人员心里一郁闷，说不定几百上千美元就损耗掉了。虽然有值班记录，还是两个人一起签字确认，但这种事儿根本无法避免。
除了加大发射功率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省钱的办法，就是调整发射天线的角度去对准卫星的接收器。角度对的越准，功率接收的就越高，通常不是太极端的天气，用这个办法就能弥补功率消耗，不用去加大微波功放的发射功率。
不过这套程序执行起来难度也高，一旦把天线角度转偏了，信号瞬间就会丢失。光是电视信号的转播也倒没什么，大不了就是电视画面突然停顿一下，或者是白屏一会儿。但股市的数据传输可受不了这个，那些数据都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是有时限性的，你这边哆嗦几秒钟，人家那边就抓瞎了。
更可怕的就是碰上国家层面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活动，比如说在某些重要的日子里重要的领导人讲话啥的。这些电视信号是要向全世界转播的，领导人身边那么多智囊、笔杆子废了半个月时间才弄出几分钟的讲演稿，每个字都是有其重要含义。你给停几秒钟？这可就不是工作失误问题了，这是标准的政治事件，从部里开始查，连部长都得挨批评。
光嘴上说重要没用，洪涛第一次上站参观完之后，立马就明白这种其貌不扬的小公司为啥还要政审了。这个地面站居然是建在一个大军营里，整个一个小山的山头都被削平了，从山脚进大门再到卫星站工作面，要经过三道围墙四道岗。站岗的可不是武警，都是荷枪实弹牵着大狼狗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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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导说，哦，对了，这个吴导就是给洪涛面试的吴道澄，单位里的人都简称他为吴导，洪涛也就跟着一起叫了。他说这里原本是航天部的一个火箭发动机实验基地，不光是保密单位，还是个危险单位。因为火箭发动机喷出来的烟雾有剧毒，虽然停止实验已经好多年了，但是附近的果树依旧不能正常结果，结出来的苹果都和沙果那么大点儿，吃起来也不好吃。那都是因为这里的土地已经被火箭发动机的燃料污染了。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有一大批进口设备运了进来，其中就有大口径天线和微波功放。当初尼克松访华的时候，还带来一口直径二十四米的卫星天线，就装在了这里，于是这里也就慢慢成了一个卫星地面站综合体，不光有民用的，还有军用的，甚至火箭发射时的地面遥感天线这里也有，只是不在同一个院子里，站在卫星公司的天线架上就能看到。
神秘、刺激，这是洪涛第一次上站时的感觉，他有点喜欢这个工作，或者说他的新鲜劲儿又上来了。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学起来就非常快，这也是父亲一直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去搞学术研究的原因。按照父亲的说法，像洪涛这种神经病一样的智商，最适合专门研究某个具体项目，那些研究课题光靠刻苦努力也不太管用，就需要这种抽疯一般忽有忽没的感觉，说不准哪一次就碰上了呢。
可惜洪涛比父亲更了解自己的优缺点，智商是不低，但缺乏一种非常关键的品质，那就是耐心。自己是个很没耐心、恒心的人，更没什么坚定的信念，人一旦缺少了这个东西，别说当科学家了，能把早点摊弄好了都不容易。总不能说自己兴趣一过就换个新项目吧，除非中科院是自己家开的，总理还得是自己小舅舅才有可能。
不过他这种神经刀般的智商用在一些小事儿上倒是非常管用的，在岗前培训的时候，他比另外二名应聘者学的都快，这里有他无线电基础知识过硬的原因，也有他本身理解能力强的因素。反正那两位还每天在六里桥的公司里刻苦学习呢，他就已经通过了实操考试，正式可以上站值班了。而且还没耽误他学车，正式上站值班的第一天，就是他开着车带着吴导去的。
要说这种大部委里的人就是胆子大，自己都没车本，吴导就敢让自己开，不光不害怕，还开导自己说：挂着航天部、中央电视台颁发的运营证的车辆交通警一般不拦，这是特殊通行证，就是为了保证卫星地面站运转正常的。只要别撞人，刮刮蹭蹭的小事故都不用停车，对方就是找到车牌子了，也只能和航天部的公安处交涉，结果就是啥事没有，标准的仗势欺人。
洪涛喜欢这种特权，做为一个老百姓，平时光骂有特权的人了，但是特权突然掉到了自己脑袋上，哪怕不全属于自己，只是蹭点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权利这个玩意，就是如此诱人，摸过之后更诱人，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抛家舍业、不顾性命的去追逐。
属于卫星公司的院子挺大，一座二十四米直径的大锅端端正正的戳在院子中间，大锅下面就是设备间。里面倒是冬暖夏凉，但是人别进去，一进屋两只耳朵就啥也听不见了。三台微波功放加上三台五匹空调发出的响动就有一亿只绿豆蝇似的。但还不能不进，每隔两个小时，值班人员就得拿着工作日志跑进来，把几十个参数仔仔细细记录一遍，没半个小时绝对完不了事儿。【愛↑去△小↓說△網W wW.Ai Qu 】要是赶上有些参数不正常，还得用内部电话和值班室的监控设备相互对照，不把参数搞明白就别想离开。
回到值班室之后事儿也不少，一个小时记录一遍监控设备参数，还得时不时盯着三十多台大电视，观察接收信号的实际表现。一旦出现雪花、花屏了，还得马上和电视台相关部门联系，找到问题原因并及时解决。
最操蛋的还要算宿舍隔壁那一屋子不间断电源，整整四个大衣柜的体积，这是专门给值班室里的监控设备准备的，能坚持十四个小时。设备间的电源是三路供电，来自三个不同的电网，只要BJ城不是全面停电它就没事儿。这些不间断电源只要开机就会发出低频噪声，这种声音平时好像听不太出来，但你别躺下，刚一闭眼，耳边就传来嗡嗡嗡的低吟，凡是在这里值班的人，无不对这种声音恨之入骨，真是睡不着啊。
这也是一个大部委下属的半保密单位为啥要面向社会招聘运营人员的根本原因，干这个工作容易得神经紊乱，好几个老职工都神经衰弱了，拒绝再上站值班。他们都是航天部的正式编制，家里的人都在部里，没法强制他们去值班。但社会招聘的就容易多了，你不干有人干，手续上没那么麻烦。而且这种低频损害是缓慢的，不干上几年你根本感觉不出来。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已经违反了劳动法，没有事先告知这些潜在的危害。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劳动法还不那么健全，你就算想告也没地方告去。
除了这些之外，一到冬天还有比较苦比较危险的活儿，那就是去天线上扫雪。如果天线上有积雪，就会影响发射功率，这时还不能把天线立起来让雪自己掉落，就得靠人工拿着长扫把、绑着安全绳、顺着检修通道钻到天线抛物面上去手动扫。
寒冬腊月的天气，迎着刺骨的西北风，在光滑呈几十度角的天线平面上攀爬，还得扫雪，这个滋味是啥光琢磨琢磨就够了。而且你还不能太靠近天线中间的部位，那地方微波辐射非常强，就和微波炉一个道理，对人体损害很大。身上还得穿着几十斤重的防护服，身体素质稍微差一点的都爬不上去，更别说攀爬扫雪了。
不过在洪涛眼里，这些苦好像也没啥。他从小就有一个本事，能让自己不爱听的声音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再加上他干了几年调音师的工作，对噪声有了比较强的适应能力。旁边发着迪曲照样是吃得饱睡得着，毫不在意。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个躲避不间断电源低频噪声的方法，那就是把床铺搬到值班室里睡觉，由于隔着两个屋子，值班室里基本听不到那些低频噪声，可以安然入睡。
难道这么简单的办法别人都没想到吗？想到肯定是想到了，但一直没人敢这么做。因为值班室有规定，不能抽烟、不能住宿、不能长时间开门，这是为了保证值班室里的空气洁净度，以免影响那些比较金贵的进口监控设备。对于那些循规蹈矩的职工来讲，他们可以和领导脸对脸发牢骚甚至骂娘，但绝对不会去违反这些明文规定，这是在大单位里混日子的第一要素。不能破坏规矩，否则会成为众矢之的。
可洪涛可不管这一套，他也没打算玩命钻营去大部委里过旱涝保收的日子，他来上班的主要原因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规定对他而言就是个屁，老子就不遵守！第一天值班就在值班室里抽烟，和他同班的那位老职工小心的提醒了他一次，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也就不吭声了。几次之后，哪位老职工也开始在值班室门口抽烟，不再去楼道里的厕所，再然后就和洪涛同流合污了，一起在值班室里抽。人就是这样，他们干啥事儿都需要一个带头的，好像有了带头的之后他们本身就没责任一样。
这种情况吴导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他不抽烟，只要一上站进屋就能闻出来。不过他也没吱声，假装不知道。运营值班的工作性质他比谁都清楚，让会抽烟的人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天半，每次抽烟都得去楼道里的厕所站着抽，夏天热冬天冷还有蚊子咬，确实有点为难。
那些电子设备到底会不会因为抽烟损坏他也清楚，它们其实就是几台计算机，只是更专业而已。烟油确实对它们有一些损害，但达不到影响使用的程度。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道理他也懂，只要能把地面站运营工作做好，他就已经足额完成任务了，至于说这些设备能用十五年还是十六年，管他屁事儿！又不是他们自己家花钱更换，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儿去得罪员工。要是因为抽烟赶跑了洪涛，他还得再去找其他人来值班，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嘛。
抽烟只是洪涛试探领导工作方式的一个小试验，在得到吴导的准确回应之后，他心里就有底了，这位直属上司是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领导，也是洪涛最喜欢的那种上司。我给你玩了命的干活儿，保证你在工作上不掉链子。然后呢，在工作纪律方面你也就别太严格了，咱不求升官发财，只求稍微自在点。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一般来讲，洪涛每次都能带回来几条鱼，谁愿意要给谁，没人要就拿到军营的伙房里去给那些站岗的士兵们打打牙祭。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带回来几十条二三斤往上的草鱼、鲤鱼，那炊事班里可就热闹了，连长指导员还会邀请洪涛一起喝点。几次之后这些当兵的也摸到了洪涛的规律，每次到他上站值班的时候都提前准备好炊具和作料，多多少少也能有几条鱼吃。
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洪涛和这些士兵们的关系很好，别人不能半夜出入基地，他成！别人不能到几个互不统属的院子里乱转，要凭工作证出入，他却可以到处溜达，那些鱼就是他的通行证！别人进入的车辆还得检查，很多东西是不能带进基地的，但他没事儿，气枪都让他给带进来了。
这座小山除了山顶是个基地之外，从山脚到山腰都被封锁了，没人打扰动物就多。一到凌晨就有野鸡和野兔，还有野鸽子在山顶出没。洪涛这个动物杀手哪儿能放过它们呢，一个人值班的时候趴在窗户上就能有所收获，赶上阴天下雨无法下山钓鱼，就拎着一把气枪满山转悠。打到的猎物照例还是拿到山下军营里喂了肚子。
有这么一个活宝在，军官有野味吃，士兵有鲜鱼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全能玩，下棋打牌也不含糊，喝酒抽烟样样精通，谁会限制他呢？限制他就是变相的限制自己啊。
所以洪涛虽然只来了半年多，但是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卫星基地里人缘儿非常好，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他的老熟人，一点不枯燥。每次上站值班别人都是来应付工作的，个个愁眉苦脸，只有他是精神焕发，就和来度假一样，积极性极高，保证不迟到，早来一小时都算路上堵车，要是他的搭档家里没啥事儿，午饭前他就能赶到这里，还省一顿午饭钱。
知道的他来这里有的是可玩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多热爱本职工作呢，公司里那些不需要上站值班的领导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上站之前和下站之后都要先去公司领取交还工作日志副本，像他这种早来晚走、对工作如此热衷的人，真是独一份，就算没有先进工作者可以评选，在领导眼中洪涛也是个好同志、好员工。
对于领导的这种认知，运营部里的员工们都装聋作哑不吱声。他们搞不清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到底和领导是什么关系，不敢随便扎针。要说洪涛和领导没关系，谁信啊！没关系敢这么大胆子？几乎快把工作纪律都破坏光了，结果还没人管。不光不管还经常把表扬的话挂在嘴上，这不是明摆着是在告诉大家，这个小伙子是领导的自己人，说不定还是领导的领导弄来的人呢。
更邪乎的是还有同事推测出来洪涛是军工口或者总参的关系，依据就是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和当地驻军打成了一片，还和其它几个卫星地面站的人交往甚密。这些人可都不属于航天部系统，大多属于军工口和总参管辖，没有这两方面的关系，人家根本就不买账。就算吴导这个老航天去找人家商量点事儿，也得事先打电话通报一声，否则连门儿都进不去。可洪涛没事儿就在几个地面站之间来回跑，和进自己家一样。
世界上的事儿啊，就是这么怪，尤其是在这种庞大的机构里，人人都以为自己啥都知道，其实人人都逃不出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碰上他们觉得不正常的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后面有特权作祟，有关系撑腰。这也不能怪他们思想龌龊，事实上大部分事情确实也是如此。当然了，洪涛例外，他这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误打误撞碰上了。
不过这种传言洪涛也感觉出来了，他多贼啊，虽然不擅长这种钻营，但是观察能力一点不弱。面对同事们的这些误会，他是三缄其口，就是不吱声解释。不光不解释，有时候一些同事会借着吃饭喝酒聊天的机会从侧面探听他的来历，试图找出蛛丝马迹，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用微笑来回答对方，打着哈哈装没听懂。越是这样就越让人觉得明白了什么，然后就更相信原来的判断了。
洪涛这么做倒不是想浑水摸鱼，只是想让自己在单位里过得更舒服一点。有这些传言在前面挡着，就算有人看自己不顺眼，也会多少有点顾忌，不敢过于干涉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这种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越不敢干涉，自己就越自由；自己越自由，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有恃无恐。时间一长，自己的行为就成为一种惯例了，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就算有人想管，难度也会增大。
不过洪涛给单位里同事带来的也不都是负面影响，准确的说他对同事的帮助还很大，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替班。运营部里这些同事最小的都快四十了，全是有家有业的人，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谁在过节那天赶上值班谁就得一脑门子官司。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天不能回家啊，家里来个亲朋好友啥的都见不到面儿，等下班回去了，这个节最重要、最热闹的时期基本也就过去了。
这时候洪涛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他孤身一个人，家里没任何负担，而且最讨厌过个各种节日，因为一过节大家的节奏就全乱了，都回家陪家人孩子去了，他能找到的玩伴基本就没了。而且节日的气氛也容易让他想起故去的父母，很容易顾影自怜。
于是他就成了运营部里的一个宝贝疙瘩，谁都可以找他换班，躲过过节这两天的值班任务，好好在家里过个节。而洪涛就一个人和一位公司领导上站值班去，人家几位领导每人待个半天一天的就走，他有时候连着两三个班次都不下站。当然了，这种待遇不可能每个人都分到，平时谁和他关系好谁就占便宜，关系不好的，对不起，不是不帮您，是我先答应别人了，要不您找他说说去？
这么做本来是洪涛的一种个人选择，但是在单位领导眼中，洪涛简直就是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做为一个年轻人能放弃大部分个人生活时间一心一意为了单位付出，这种人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加深，基本已经就灭绝了，但是现在全部体现在了洪涛身上，他就是个大熊猫，必须鼓励、表彰。
运营部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轮到过这种好处，俗话讲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在大家看来，他们这是占了洪涛便宜了，是个大人情，先不说如何还这个人情吧，至少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时候不会故意去为难洪涛，这也是洪涛在站上为所欲为而没人给他告黑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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