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突然觉得报纸让写稿人自由发挥反而比确立了主题的作文更可怕。
这两天并未下雨，天冷的厉害，我在图书馆中看看《花田半亩》，稿纸上竟写不出一个字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迎合这张报纸，陈希说随便写，我是有一些想写的东西，而我现在想把我这些所想写的东西写下来。
和陈希说空间里有篇《我再也无法放肆地冲进雨中》，陈希说好，而后她又打电话说他们觉得写的很好但是看不懂，没有主题。一开始我是有些惊讶，因为这篇比起我在人文院报上的两篇是最有主题的了，只是我却并不能明着在文章里说，美的和悲伤的雨、美的和悲伤的回忆就是主题，那样我写的那篇东西也不能称之为文章了。
后来有个社工协会的加了我，和他聊了一会，竟使我忽然有了很久不来的感触。
他说我的要我选一篇文章，要有主题的发给他，感觉那篇太散，没有主题。我问他想要什么主题，他说你可以根据社会热点话题写些感想。我说我不擅长写作文。
后来我觉得他大可以自己写一篇文章，而不必非常苦心让自己的想法去和自己想要的文章对上号，这样的概率比较低。
我们的谈话相当客气，以至于让我有些不自然起来，明天周一交现在写东西自然是赶不及，他说希望下期有我，有才不要浪费。我说那你要提前给我个主题范围，他说怕限制我们。
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然后我说我也是，恐怕我的文章不适合社工报。他说他一开始定了开学伊始，后来强调可以不按主题写了，第一期出来你可以看看，就这样。
后来又零零碎碎聊了一些，我觉得一份报纸要受欢迎就是能说真话，希望社工报能真的不受那些限制，他说只要不愤青就行，他们也是顶着压力。
他说社工报做了改版，我不知道从前的社工报是什么样的，即将看到的社工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他所说的不愤青又是什么样的。
对于热爱文字的人来说，文字就是自己呼吸着的生命，一收一放何其自然，他从来不会为写不出东西而苦恼，一个人的生命承载着一个世界，又怎么会写不出东西？
太宰说：“学生就是披着斗篷的哈罗德，不能是编辑，亦不能是官吏……”太宰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几个年长的编辑，对他的文章戏谑地评价了一番，太宰回家后竟抱着妻子痛哭了。所以太宰在《人间失格》中会写叶藏将自己妖怪般完美的画藏起来，如果因为别人看不懂而误解嘲笑的话，叶藏岂不是要承受凡高般的痛苦。
陈希让我写文章的理由是这样的：“你不是我们社工班的鲁迅吗？”这句话是小智最先调侃出来的。我是很喜欢鲁迅，因为他写的虽然是白话文，却不是大白话。鲁迅若是放在现在，恐怕是真真实实的愤青，这点大家都知道。
每每听我爷爷讲述，我总是为我爷爷，我爷爷周围的文人愤慨，那是一种热情向上的愤慨。中国早已过了那个时代，何以还有愤青这个词出现？
国人有两大奇怪现象，中国式“中庸”和“站队”。“中庸”一词在西方解释是“不极端”，在中国解释是“任何思想做法往中间靠”，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可想而知。而偏偏在需要往中间靠观看全局的时候，中国人就“站队”了。非要说这个好，那个好，没营养地争吵一番。
爷爷给我看了一些特殊时期之前的报纸，还有他写过文章的报纸，我明白了现今报纸与过去的区别了。只是我一向固执地以为大学中的报纸不应等同于任何一家社会上的报纸，那样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大学生是最惨的，所有的创新与革命都从它开始，新文化运动倒霉的是学生，64事件倒霉的是学生，学生从来就不是，也不能是市侩的存在，也许等我们走出校园，会是另一番模样，可是在学校中，我们是那样的热爱真理，以至于头破血流。
我们对于过去，站在历史的巅峰上，所以不容我们自轻自贱，甚至“愤青”一词不能带上贬义，这是只属于我们大学生的赞扬。
这是我对于大学生报纸的一点建议，或者是自嘲。
2012年3月12日凌晨写于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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