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那是七二年的一天，天空正如现在看到的黑白照片一样。
那时的傍晚，西天残阳如血，我总在那时离开家去我的老师家中坐一会。我的老师是我的导师、朋友、恩人，我已年过三十，老师已经五十多，鬓角有些灰白。他在大学中教汉语言。我五九年考取了江南大学的前身——无锡轻纺学院，作为一名理科生，我却对老师所教的内容极为感兴趣。
老师很博学，上课很幽默，他有一次讲到鲁迅说的：“看到白肌肤，就想到了白臂膀，就想到了大腿，想要看裸体，想要性交……”时，激动地将腿往桌子上一翘拉起裤管秀出腿毛以解释何为性感。那时但凡有老师的课，我总会起得很早去教室中抢前排的座位。
老师是一位讲师，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他却记得我。“小吴同志啊，你写的这个‘我家门前有两个动物，一条是狗，另一条还是狗’是想表达什么呢？鲁迅文章虽然不错但也不要什么都照着模仿啊。估计鲁迅当年写‘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学他写得好的东西和尖锐的思想，至于这个嘛，是毫无价值的，幸亏没有放在教科书里，否则就是愚害学生的东西了。”
作为理科生，我却喜欢做些乱七八糟的文字，老师都很耐心和我聊天，不久后我拿着无锡日报上刊载我文章的一期去找老师，老师将《关于棉纺雏议》看了看，并不像往常一样有许多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道：“你的专业很好，很有前途。”
离开学校后我被分配到八棉指导纺织，一连做了四年，做到了工程师，不久加入了民主党派，进了政协，只是在六七年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的父亲由于过度饥饿身体状况极差，并将这种体质遗传给了我，我先天便有鸡胸、耳膜炎和鼻炎，总是感冒，六七年三月我被诊断患有肺结核，这在那时是绝症。我的妻子哭着说对不起我，然后与我离婚，我被隔离在病房，亲戚因为母亲到处借钱要给我治病而疏远了。很多那时认为重要的人，尤其是我认为最爱我的人，都离开了，有道别的，有不道别的。那时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大概只有我的父母，与我现在的妻子。
我现任妻子虞氏，不顾家人的反对，冒着危险照顾我，不离不弃。
我并不想这么死去，但救治费用实在太高，成功率又极低。母亲跪在医生面前痛哭，我咳得厉害，写了几封信给一些朋友和老师，还写给了曾经给我回信并欣赏我观点的全国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帮助我。
有一封回信，是老师。里面装有五元钱，以及简短的一句“好好养病”。老师薪水不高，在粮票油票的日子里，这是天价数字。六八年我治好了肺结核，六九年虞氏与家人脱离了关系嫁给了我，七零年我重新工作，在十三棉劳动。
那时正值中国低潮，主席开展了不少运动，而人民又似乎乐此不疲。政协不再开，厂中到处贴着“打倒阶级敌人，举报有奖”。每年厂中都下达指标必须要抓多少阶级敌人，背景稍不好的都被带走了，我在厂中手工劳动，虽然身体不行，却极担心别人知道我是大学生。
我家中被砸过一两次，但毕竟本身很穷，除了被烧掉一些书，损失并不大。我常去看老师，有一次老师家里几乎被砸成了垃圾场，可老师却笑笑说这帮“孩子”终于走了。
“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好，我父亲是国民党人，是蒋介石的将军，我小时候被蒋介石摸过头。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出事。”老师总是戏谑地叹道。
那年我们经常聊天，我发现老师除了幽默外还很固执与愤俗。我知道了政治是什么、运动是什么，知道了很多我作为棉纺工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透彻知道的东西。
“老师你走吧。”
“走，能去哪里？难不成去台湾吗？”
“去国外吧。”
“如果所有文人都是这般想法，那五十年后的今天，大概还是一群没上过几天小学的人戴着小红手帕私闯民宅抢钱砸东西，找书苑 ｗwｗ.zhaoshuyｕan.cｏm 说着什么阶级斗争的屁话。”
“老师……”
“小吴同志啊，其实你可以做些文章。”转而老师又摇了摇头，“还是不要当文人的好。”
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老师来到我家中，和我畅谈了一个上午。转眼间我的妻子已经怀第二胎了，而老师仍然是独身。他说自己一个人清净自在。
吃过便饭，老师说要去一个远地方，碰巧外面下雨，我拿了伞说老师我送送你。
街上行人穿着蓑衣匆匆走着，我却与老师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很沉重。雨下得很大，鞋子都已半湿。
“老师去哪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干。”
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带了两把伞，将手中的伞递给老师。
那是一天午后，夏雨宣泄如瀑布从看不见尽头的苍穹飞下，我与他道别。他将伞小心地收下，不着一言，走上了车。
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对老师的“批斗”
得知老师是去参加了一个讨论大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
我隐约忆起老师戏谑的玩笑来：“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好，我父亲是国民党人，是蒋介石的将军，我小时候被蒋介石摸过头。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出事。”
（ps：此小说献给我的爷爷与我爷爷的老师，老师死于五七年“反右”）
【完】
201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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