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郝经通使南宋被无端扣押之后，忽必烈先后平定了山东李璮和幼弟阿里不哥，而这时候忽必烈已经把目光盯再次上了南宋，这个即将倾覆的大厦。现在就只差用手指头轻轻的捅一下，便可轻易将这个腐朽的王朝彻底变成历史，而在此之前，蒙古依然需要通过两国边境的榷场贸易获取物资，加紧备战，同时继续迷惑南宋当局，从而寻求一个机会，一个类似于点穴的打击手段。
于是公元1263年七月，南宋叛将刘整奉诏入大都，参见忽必烈，并向忽必烈献策道：“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以掩护蒙古军事行动。”刘整同时还指出，宋将吕文德“可以利诱”。由于当时宋蒙处于某种非常微妙的和平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吕文德救援四川有功，破鄂州之围亦有大功，因此在贾似道的一手安排下，吕文德从公元126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269年这十年当中，一直是京湖置制使。因此如果从吕文德身上打开缺口的话，那后果无疑比当初范用吉献出襄阳城来的更加恶劣。
而吕文德这个人刘整拿捏的恰到好处，吕文德确实非常贪财，这种性格和其出身是分不开的。吕文德早年是卖柴碳出身，可为家境贫寒，而且文化素质低下，所以对分毫的利益得失就非常的斤斤计较，因此也就造就了他目光短浅，战略思维狭隘的性格。而且无疑，历史注定将由吕文德来改写。
在当时，由于理宗年迈昏聩，成谜酒色，所以南宋的统治阶层需要时间继续吃喝享乐醉生梦死，他们无所谓下边的老百姓的死活。而蒙古则需要大量的物资，供给军队作战与处理蒙古内部的经济失调，于是一种双方高层由此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方式。
双方在官方未正式签署和平协议的情况下，恢复了跨国贸易和货币结算，同时大量的南宋粮食被输往蒙古境内。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当前俄罗斯和日本的情况，俄罗斯和日本二战结束后至今没有签署“俄日友好条约”，而“友好条约”在当今国际社会就是双方结束敌对状态的直接契约书，所以理论上当前的日本和俄罗斯仍然属于战争状态，但两国的经贸和物流却没有任何的政治阻碍。而当时宋蒙在公元1259年到1266年之间的状态就类似于这种尴尬情况。
由于刘整曾是孟珙帐下第一流的智勇双全的猛将，同时在京湖征战多年，对江湖地区的战略要津非常熟悉同时，所以他首将目标对准襄樊很显然轻车熟路，并非完全是针对吕文德的打击报复，当然不排除有这种意图。但出于军事战略的角度而言，刘整像忽必烈提出此建议，更倾向于军事目的。
之前小作说过“点穴”，确实用“点穴”来形容襄樊的重要性在恰当不过。这里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襄阳和樊城的战略价值。
首先，襄阳和樊城位于汉江中游，东西两面分别为桐柏山、大洪山和秦岭、大巴山所阻隔，汉江【即汉水】从西北穿过襄阳往南注入长江，而在东北面，唐白河则从南阳盆地注入汉江。为“挟大江以为池，而崇山以为固……南极湖湘，北控关洛，独霸汉上。”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是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中九大战略要地之一，乃兵家必争之地。
再者，襄阳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诸山脉”的重要缺口上，交通地位极为重要。就陆路交通而言，襄阳在历史上形成了著名的南襄隘道和荆襄大道，从而构成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中线。
就水路交通而言，襄阳北部可以通过汉江的支流唐白河通往南阳盆地，南部沿汉江则可以直达江汉平原。在历史上，襄阳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襄阳是南北方政权谋求统一的基地。当前的宋蒙战争，蒙元花费三十八年时间攻下襄阳之后南宋随即灭忙。
二方面，襄阳在动乱时期作为割据叛乱的中心：如安史之乱后，襄阳成为李璘、梁崇义等人起兵割据的中心。
故古语有云“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在经济方面，襄阳因交通便利而商业发达“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荆襄大道是南北商人往来的要道，汉江对岸的樊城更是一座以商业功能为主的城市，是汉水流域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转搬码头。
说完这地理上的重要性，再单独说说襄阳独特的地理环境。襄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奇葩的地理位置。襄阳是东、北、南三面环水，仅有西面一条不宽的小道可以通往外界，而且出鬼的是，这三面水还是自然形成的。除去北面紧挨汉水一侧外，其东、南两面这两道天然形成的护城河平均宽度都超过一百八十米，最宽的地方竟有二百五十米，如此“护城河”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都难找出第二个来。真要是打起仗敌方想填壕，估计没一年半载，不死上十几二十万人怕是填不满这“护城河”
因为只有西面一条非常窄的陆路通道可抵外界，因此就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隘口，襄阳自然成为了攻可进退可守的“万保险”城池，只要不是犯低级军事错误，很难从正面被强攻攻克。
所以要夺取南宋首先就得夺取京湖，而取京湖必先克襄樊。因此忽必烈得刘整建议后，随即与刘秉忠等人商议，之后不就蒙古便遣使直达襄阳密间吕文德，并赠玉带一条，同时便提议，宋蒙两国在襄阳开设榷场，而吕文德当时竟然同意了。同时，也正吕文德是这一决极为愚蠢决策，从此引来了华夏的巨大灾难。
虽然无从得知当时吕文德处于何种目的同意蒙古在襄阳开设榷场，但蒙古的借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首先在当时宋蒙之间在两淮已经开始通商，所以京湖地区早晚也得开设榷场，如此肥厚的油水，何必让给别人呢。
其次，当时蒙古依然在对阿里不哥作战，同时窝阔台汗国和金帐汗国对忽必烈称汗很看不惯，长此以往蒙古内部极可能再次陷入夺取权力的内战。所以从当时南宋掌权派角度来看，南宋和蒙古的和平应该还有可以维系的时间、空间，因此出于讨好蒙古的原因，开设榷场并无不可以。
吕文德同意蒙古开设榷场之后，是蒙古又借口“防止盗贼和保护货物”为由，要求在榷场建筑城墙以保护其货物。而吕文德见蒙古人得寸进尺，感到很不爽，没有同意。但此时，吕文德的亲信陈文彬人建议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于是吕文德同意了，并奏请朝廷开设榷场。于是蒙古人借此机会，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可能这种“防止盗匪，保护货物”的借口极为不可思议，让蒙古军队驻扎自己的领土保护所为的贸易路线，这不是脑抽了吧，吕文德没有吃错要吧！但小作想说的是，在个人利益面前，国家利益就无足轻重了。在再者，蒙古人讲的也不错，从小作查的资料来看解读，在当时的京湖地区，盗匪和水寇纵横，而且贾似道的“打算法”和“公田法”实施之后，让很多南宋的将官被迫去职，同时大量创造了破产的小资产主和失地农民，找书苑 ｗww.zhaoｓhuyuaｎ.ｃoｍ 这样一来，这些无业流民，在没有工作和耕地的情况下，有处于爱国主义者，不得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悲惨境地，成为一方水寇豪强。
两湖地区自古出盗匪水寇，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湘匪也是一个重要治安问题，而在当时的湖北同样也是。像后期的南宋出于被迫无奈，在正规军、预备役、民兵全部打光的情况下，最后当时的京湖置制使李庭芝只得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号召那些豪强出来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比较有名的就属豪强张顺、张贵二将，就是当时威震一方的水上豪强，不过最后都战死在了襄阳。
由于南宋方面始终解决不了豪强问题，所以也给蒙古以口实。也许吕文德座上京湖置制使后，就压根没打算出兵剿灭盗匪，所以蒙古派兵进驻自己的地盘，兴许非但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反而弄不好给盗匪搞的鸡犬不宁自己走了也可能。于是，蒙古的生意就开张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不费吹灰之力，蒙古在所有通往襄阳的战略要津上，修筑起了所为的榷场，至于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蒙古开工不久，吕文德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当时弟吕文焕早就识破这是蒙古的阴谋，两次捎信向吕文德说明，但被吕文德亲吏陈文彬藏匿起来。可见吕文德的亲信，这时候已经被蒙古买通了，大量的利益可以让其出卖主子，出卖国家。狗果然是狗，一根骨头就可以引诱的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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