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人，这圣旨所涉诸多条款未免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了吧？”
拿着圣旨，东方平川一头雾水问道洪天锡，而洪天锡则答谨慎道：
“东方将军现今即已附归莫再生复叛之念，朝中现有有吴、董及老夫为诸位周旋，将军只管放心。至于圣旨所涉条款，将军日后遇事，可知会襄阳知府高达，高将军自会予以便利。”
“可这…”拿着圣旨看了看了又看，东方平川审慎良久，心中犹豫徘徊口中欲言又止。
依据朝廷最后做出的决定，东方平川、曹班、仇迟卫、屠恩、鲁伯忠、赵紫川分别担任勇龙军的最高统兵官，统兵官阶为“统制”，仇仕勇为剔将，除此之外在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封赏和官爵。而其他个山头的首领、头目依照目前职务，分别依照宋军体系设统领、正将、剔将、备将等等军职然后上报高达，最后呈送枢密院核准。虽然依旧掌管了当地驻军的主导权，但圣旨并没有对“兵、权”有明确说明是否分权，但却直接受襄阳的辖制，这几乎和分权没区别。
对于仇氏父子，朝廷并没有给出另外特殊处理意见，洪天锡曾今在上书中详尽了“仇家”的原委。而且这年头，临安城的各种颜色眼珠子的外国人多如牛毛见怪不怪，像诸如广州、泉州、福州这些港口州府，有些外国人定居之后和汉人通婚生下孩子的大有人在，充军和当小官吏的都有（这一点书后将有介绍），所以针对仇仕勇这个情况，朝廷依旧是给与国民身份承认的，也就等于承认了其从军的事实。
【有一点只得注意：南宋末年之际，南宋前线战场构成了制置使和都统司两个机构同时掌管各自下辖军队，权利相对独立。制置使的除了拥有处置州府大权的同时，还有“兵”和“权”。而都统司只有兵没有权，受到制置使的节制。北宋禁军瓦解之后，南宋当时的主力其实是各个新建的驻屯大军，而都统司原本是南宋初期辖制当时国家武装部队主力屯大军的一个职能机构，通常有军人武官担任。南宋中后期开始，为了抑制军人把持军队权利的局面，南宋中期又设立了“制置使”一职，以取代已经职权弱化和虚设的刺史一职，职能更相当于省长+军区司令员的功能，来遏制都统司的权利，制置使一般都有文官、儒将（也就是中了进士的文官，没中进士却从军为将的一般都是武官。）担当。
制置使一经出现，都统司职权得到裁剪，兵力员额大幅下降。别看高达是“京湖都统制”节制各驻屯大军，手里有七八万人马，但真正属于京湖都统司的只有五六千，而各驻屯大军人数还要少而且驻扎分散，剩下其余的全是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的兵。而勇龙军作为驻屯大军从行政上划入襄阳之后，就必然失去了独立“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军权实际在制置使手中，而非名义上高达的都统司。如果保持独立大军的建制，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将承认了，兵权再次收归都统司的特例，而这恰恰是皇帝和朝臣不愿看到的。纵贯南宋上下，已经没有那个都统司有高达那么多兵力，所以这个先例是开不得的。】
至于诏书中的所涉及的内容条款几乎无不打折扣缩水，不过最后开出的条件显然足以平衡各方所求。其中措辞以及退让尺度，都维持在一个非常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名义上”即给了勇龙军适当的政策松绑，又将其置于高达的监管之下看起来，同时还得尽可能堵住那些反对的朝臣的嘴，这种手段不可不为两全之举。
众人围在圣旨边细看许久，不论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这个时候都在琢磨着其中内容，唯独赵紫川在接过圣旨之后，怒气冲冲的拂袖而去。
“大哥，紫川兄弟他这是在生我二人的气呀。”望着赵紫川怒气而走的背影，鲁伯忠对着东方愧言道。
“唉…罢了罢了，一着不慎满盘被动，眼下木已成舟只得如此啦。”看着离开的女婿，东方此时心中不免有几许失落。
对于南宋时期的招安政策，就勇龙关开出的条件而言，其实并不苛刻，甚至就像猴子身上的虱子，还不够挠一下痒痒。想当年北宋难度之后，由北而南战火延绵，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到处呈现出荒凉不堪的景象，百业凋敝十室九空。
南逃至江南的宋高宗，由于北宋中央政府的垮台以及禁军主力的瓦解，政权初期的时候导致政令无法通达，地方群龙无首，因此导致南地民变遍地，兵灾横行数州。因为南渡的后宋庭中央禁军损失殆尽，地方的兵权又没能及时的控制住，所以一时间这些变乱都无法使用国家武装力量去有效征讨，以至于最后只得暂委以招安之策，安一时之太平，经年之后再予以秋后算账。因为南渡之初的南宋中央政府主要的强力军队都驻扎前线边境，因此众多民变、兵变仗着腹地无利兵，团练不堪用的机会占据地方，打退几次州府围剿之后，便向朝廷派来得招安使狮子大开口。
正因为当时的宋庭立足未稳，所以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能够平定内乱，许多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条件，朝廷最后都全盘答应了。类似诸如赵紫川他们刚开始的提出的，不派驻官吏，不缴纳赋税不充当徭役，军队拒不调防永久驻扎等等看起来天方夜谭的要求，在当时的朝廷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全部答应了，而且还给专门委以行政大权，任命诸多的起事枭首为当地的行政大员，有甚者最高做到了沿江制置使。
所以南宋最初的十几年，朝廷中央政府在措置纷繁复杂的变乱时，主要倚重招安之法，于是就形成了所为的招安之风。如官方奏章有“凡有盗贼，尽是招降”、“官司不得讨捕，多是招安”之说，民间的俚语甚至还有“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有招安”“高官的做，唯有招安”之论。而且南宋时期，招安消弭民变盗贼者，远多于征伐讨灭者，所以招安的策略尤重于征讨行动，是南宋消弭各种变乱的“秘诀”。
不过招安也有问题，虽然之初的民变兵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也存在诸多未曾料想到的隐患。许多接受了招安的枭首尝到甜头之后，依然聚众占地，名义上已经是朝廷的行政管理者或者地方军队，但实质上还是干的土匪山大王的活计，他们几乎不执行宋庭发出的行政命令。该劫掠的依旧劫掠，该欺男霸女**掳掠的依旧还干，在他们眼里软弱的南宋中央政府军队战斗力严重不足，朝廷就是软蛋、草包，王法就是一纸空文。
因此，为了遏制这种恶劣现象继续蔓延带来的危害，南渡之后的宋庭头几年稳定政局之后，便慢慢腾出手来整治这般腌臜的臭虫。在当时无数民变、兵变的枭首当中，其实也不乏许多的干才和将领，他们或是这样或是那样的重重原因被迫落草，但都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所以这些人已经招安之后，很快便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抗金的运动当中，其中许多人都参与了“以贼灭贼”“剿抚并重”的行动中去。
由于“烂招安”带来的遗留问题一直持续到宋宁宗执政前，也就是理宗的上一任，类似于勇龙军这种规模大、影响恶劣的武装割据已经鲜有发生，所以一经发生就让宋理宗赵昀很头疼。襄阳易手在前，孟珙病危在即无力处置勇龙哗变，重重原因叠加一起，最终让勇龙军有了做大的机会。由于勇龙关地理位置实在太敏感，宋蒙双方都不想轻易搬起这块石头，因此战争的当世双方在随后的数年里都在积极争取。蒙军招降不成便使用武力夺取，结果失败。而宋庭一直在想着武力从根本上消除勇龙关原有驻军的遗患，所以便一有机会便着手讨伐，一来二去如同挠痒收效甚微。
所以此番招安勇龙军，对已经多年没有开展大规模招安的南宋朝廷，乍看到勇龙军开出的条件满朝文武都上火气愤难当，这时候说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没人提再次讨伐。生气归生气，但襄阳吃紧，这个“安”还是得招的，于是大家就去库挡查询历来朝廷处置招安的典籍，看看有没有开过这个先例，可结果却让所有文武大臣都大跌眼睛。先例不光有，而且多如牛毛，几乎可以用车拉，而且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少说一百多例。
远的不说，就拿当朝最近的一个例子“陈三枪”事件来说。其武装割据割据地方横跨理宗、端平（1128年~1236年）两个年号，横行八年，就时间而言和当下勇龙军差不多。不过陈三枪已经彻底疯狂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伙同盗贼、变民、乱军烧杀劫掠江、广两路**践踏十多郡，可谓猖狂至极。最初朝廷的策略还是去招安，而陈三枪所开出的条件无非封王、拜候以及大量的钱帛以及各种权利，可以说比勇龙军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宋庭因为尚未和蒙古彻底决裂，手头尚有余力加以剿灭，因此再事态逐渐严重之后，通过数次围剿才把这个陈三枪给诛灭。
看到这里了，不知是何缘故，众多朝臣的心头突然莫名的一下子平衡了许多，良心也过得去了。至于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终于不用自己亲手开先例，然后不论好坏所有人都在戳自己的脊梁骨。其实原来这种烂事以前的皇帝也干过，而且就勇龙军开出的条件还在“情理之中”。所以也就是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朝臣都心安理得的上书，主张招安，因为不用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好坏都是你皇帝家开的先例，我只是循例办事而已。
可勇龙军毕竟是一支军队，而且数量还很庞大，虽然经过战争的消耗，可少说还有两万人马，如果连同家小老百姓，那多出来的这些嘴，按照之前提出的条件朝廷是很难一时间拿出大笔的资金和粮饷来养活这么多张嘴的，所以户部这个主要掌管财务的南宋财政部最开始极力反对。但随着战事不断的进展，前线的苗头有愈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加上均州“大劫案”的发生，就如同丧钟一样，让人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因此一直受到制衡的枢密院这个时候不得不出来说话。
南宋枢密院这个行政机构其实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现代的国防部、总参这么个机构。就像现代国防一样，枢密院也有预算的，而且枢密院的钱粮都得看户部的脸色，用多用少实质是户部说了算，户部说没钱，就休想拔一根毛。别看枢密院主管军事，但枢密院其实并不能大规模调兵，而得是枢密使和丞相两人在征得皇帝同意之后才可调动，所以枢密院实质上就是架子，只有协调督促战事，选派将领、军事提供参考的职能，真正把控军队命脉的权利在户部手里。户部不松口，枢密院这台戏是唱不下去的，因为你没有兵权，威胁不了我。
当初由于裁撤“三司”【北宋财政改革之前历代王朝的财政部】时候就是考虑三司的权利过大，是国家性质的财政部，而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荷包，这样就束缚了皇帝花钱的手脚，而如果让户部掌握财权那就等于是把国库放到了皇帝的荷包里，皇帝心安理得。但为了同时能够继续制肘枢密院，所以其中大部分的财权都落入的户部手中，于是从北宋开始枢密院便一直受制于户部，户部成了皇帝之外实际上的军队统帅，直到南宋。
但由于宋蒙战争的持续日久，理宗中期掌管枢密院的大臣大多都是前线回京述职的“儒将”，他们对前线的态势洞悉非常敏锐。根据高达战后对勇龙军的评价。枢密院认为，勇龙军如果能够招安，将是一支不可多得的骁勇之师，所以都主张采取招安政策，以填补因为高达讨伐失败而产生的军力损失，不过枢密院的举动必定引起户部的反弹。
连年战事让国库入不敷出，皇帝的开销一年又比一年高，就连印交子、会子【银票的前身，纸币的鼻祖】的速度都赶不上花的速度，所以户部是极力反对的。而要招安必定要花钱，找书苑 www.ｚhaoｓhｕyuan.com充实军队也必定要用粮和其他开销，而连续数年的干旱又让田地产出减少，国库不充实，又要养人，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对于南宋的财政政策，应该说直到宋理宗登基之前都是很成功的，强大的商业能力和富饶的物产令南渡不久的南宋仅仅之所在二十余年间便恢复了北宋的经济实力。当时北方领土沦丧之后，只有半壁江山的宋庭，在人口、土地面积都减大半的恶劣形势下，却只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不大规模增加赋税的情况下便恢复到北宋鼎盛时期的税收水平，应该说南宋的财政策略和国家鼓励商业的政策都是成功的。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当时南宋疆域内的人口由之初的1700万人口，经过百余年的养民，在理宗前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近2900万人口，几乎是北宋神宗年间全国人口总量。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多少是王朝鼎盛与否的重要标志物。南宋能够在失去人口和经济中心的情况下，将人口恢复到北宋的水平，令人惊叹。如果没有财政和政策的调控和支持，也就没有南宋的繁华和一个半世纪的立足之本。但是这一切却最终都毁在了史弥远这个一代权臣的手里。
史弥远任宰相时期，做了一件直到今时今日连美国联邦储备局都一直借鉴的一件事，从而让美国自导自演了一出“布雷顿体系”【即金本位体系崩溃】崩溃的闹剧。可见，史弥远之祸影响后世之深，可谓是入骨三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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