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至少能保证漕运的安全了吧，其实不然，黄河、淮河年年都有溃堤之事，漕运也是时断时续，虽说不至于到了令京师民众揭不开锅的地步，可京师粮食供应紧张却是不争的事实，康熙两次征西都未能尽全功，粮草供应不上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自打康熙二十七年初河道总督靳辅被郭琇参倒之后，到如今不过短短八年的时间，却换了九任河道总督，一任不如一任，河工已是糜烂至极，这其中原因众多：
首先，河工是件技术活儿，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河工主管者，不但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得有长期的实践经验，这可不是随便看了几本前人治河的小册子就能成的，大清朝现有的河工官员在素质上压根儿就不合格——一群将毕生精力花在四书五经上的书生哪有时间去钻研河工，基本上都是些半路出家的货色。
其次，机构的设置也极为不合理：为了体现河工的重要性，大清自打在北京立朝开始就设立了河道总督一职来主理河工事宜，这原本是好意，不过却出现了一个有些怪异的局面——工部主管的是天下的建筑、水利，按理来说河工也属于工部的该管范围，可现下河工的管理是独立出去了，但造价预估、核算却依旧由工部管着，这两家之间扯皮倒灶的事儿那就少不了了。再者，现行的河工管理是分段责任制，各段的官佐良莠不齐，河堤的修缮能力也就天差地别，这河工的质量可就问题多多了。
第三，河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能员干吏没几个，贪官污吏倒是车载斗量海了去了——虽说每一任河道总督都是由康熙老爷子特简的人选，可下面那起子官员的来历就复杂了，每一任河道总督都会往机构内塞一些自己人，再加上朝中显贵们的门人弟子、阿哥们的门下包衣奴才之类的更是多得不得了。这帮子官员搞河工不行，弄些子克扣工钱，虚报造价之类的事儿却是个顶个的好手，指望这帮人能搞好河工就跟指望天上掉馅饼的几率差不多。
其四，无论是一代治水能吏靳辅，还是他那些无能的后任们，在治理河工时所采用的“束水攻沙”或是采用“多重堤防”，都是立足于堵，而不是立足于疏——哪儿决了堤就去堵哪儿，疲于奔命不说，还没什么效果，别说这会儿科技落后，就算是后世机械化运作了都无法完全防止溃堤事件的发生。不过嘛，话又说回来了，堵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漕运的要务摆在那儿，运河里没了水怎能行船？
说到漕运，这又是件极为烦人的事儿：清代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漕运上的官全是肥缺，一个道台三年任期下来，手里头少说也有个十万、八万的银子，这还算是较廉洁的，若是心黑一点，瞒报、贪污一下，几十万两的银子也不算太大的问题。
正因为河工、漕运投入巨大，贪官污吏充斥其中，一石米从产地运到京师，其价格已是原产地的三倍还多，极大地拖累了清皇朝的财政状况；再加上康熙两次亲征葛尔丹耗资极大，到了康熙三十五年，原本宽松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巨额的亏空。对于那帮子河工、粮道大员的能力和品性，康熙老爷子心中也是有数的，头前就派出了一向以严厉出名的四阿哥胤禛，试图对河工和粮道进行整治，没曾想老四不但没能成功整顿吏治，反倒被那起子官员们联起手来摆了一道，找书苑 wｗw.zhaoｓhuyuan.coｍ 险些命丧于洪水中，这令老爷子不免有些悻悻然，只可惜手头实在是无人可用，而对葛尔丹的战争又牵扯了他太多的心思，不得不将河工之事暂时搁在一旁，这回胤祚为了“xing福”算是自个儿撞到老爷子的枪口上了，康熙老爷子顺势就将这烫手的山芋搁胤祚怀里了。
嘿，老爷子，算你狠！咱是不懂河工，可咱前世那会儿参加抗洪抢险时，可没少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治河的要诀说穿了其实也简单得很，不就是个疏字吗？只要是能保证得了漕运，压根儿就没必要到处堵溃口，不但不堵，还得多开几道明渠之类的水利设施，将黄、淮的水资源好好地利用起来，指不定还能创造出不少的良田呢。至于漕运嘛，也很简单，只需将内陆水运全改成海运不就完事了，咱这些年可不是白过的，早做好准备了。不过这会儿提出个方案来，就算老爷子信了，只怕也通不过朝中大臣那一关，说不得，咱还是得到河工上去转悠一番，这叫啥来着？对，就叫实践出真知。
唔，咱刚接手这差使，那几个兄弟都打着祝贺咱搬新家的名号或是祝贺订亲之事上门送礼来了，就连太子也派人送来了些玉如意之类的东西，唯独老四那儿没动静，就不知老四心里究竟是怎个想法，不成，咱还是自个儿上门去摸摸底儿。胤祚计较一定，直接奔胤禛的府上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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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伙一个问题：胤祚跑老四府上有何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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