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龙八部》浅谈名著电视剧的改编
何谓“名著”?西方文化语境中,西方“经典名著”在开始时,极富宗教色彩。公元4世纪,“名著”表示一系列的文本和作者,特别是指《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名著”,按照通常的美学观念就其本质而言,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具有典范性的部分组成。堪称经典的作品必定是“书中之节”、“精中之精”。名著首先是个性的存在，别出机杼，作品本身意蕴丰厚耐看。但名著也经受了历史记忆的筛选,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理想的尺度。名著揭示了作为人类真正特性的创造性潜能的不断发展。
名著文本在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名著背负的多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立场、精英主义者的人文诉求。名著始终处于彼岸,大众难以企及。然而,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费社会的初步形成等)决定了文学经典“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特别是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其多元、异质的思维方式逐渐对当代中国文学名著研究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戴锦华总结“如果说,作为90年代知识界自我想象与社会再定位的陈寅恪、顾准,作为‘世纪末自我救赎’的知识界苦难历程书写的‘反右’书籍,经历了一个由精英话语到大众流行的过程,那么金庸小说则相反,它经历了一个匿名流行到经典命名的过程。这固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双向互逆过程,但这两种不同方向上的流动,除却向我们提示着具体而繁复的社会文化情境,同时还向我们暗示着所谓精英知识界与大众文化生产并非截然分立、泾渭分明的不同文化阶层或营垒。
在现代文化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向吸纳”正成为其发展自身的重要基础，它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熟练、快速并带有强制性地将其改造成符合大众文化交换逻辑和快乐原则的文化产品，以促进其“流行化”和“通俗化”为最终目的。近年来，在古装电视剧创作领域所风行的经典改编正是这种现象的表征。四大名著接连被搬上荧屏，制作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惊人的变化。
最初《红楼梦》、《西游记》创作周期历时几年，原著中的文化精神得到严谨的探讨和忠实的再现。情节结构上的稍许变动都会引起学界乃至大众的抨击和质疑。随后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进一步贯彻大制作、精品化的创作策略，并把营销眼光拓宽到海外市场。84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香港、台湾及东南亚、日本等地，都是在主流媒体热播。台湾是在中视播出，日本则是两次回放。创作人员在努力挖掘原著丰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更为注重改编的通俗化。《三国演义》在人物台词处理上，既有口语化的现代改编，又有对华彩古文的全面保留，力图弥合大众与精英品味之间的鸿沟。《水浒传》借助全国范围挑选扮演“潘金莲”的女演员，进而成功吸引大众注意力。无锡“水浒影视城”的建成和开发更是开创了中国古装电视剧衍生经济的成功典范。
改编名著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对严肃文化的消费习惯，娱乐化的电视观看逐渐代替了反思性的经典阅读，荧屏上名著人物故事盛行的背后是传统文化解读的搁置和简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指出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化是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促进文化共享的关键因素。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背景下，现代中国也进入到国家与社会有所疏离、公共领域逐步形成的发展阶段。以往政治一元文化格局下的排他原则正在被大众文化的包容原则所代替。大众文化以经济为本位，其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彻底摆脱传统体制渠道，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审美的欣赏满足与市场的交换行为被置于同一层面得到重视和操作。大众文化具备追求娱乐和消费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同时发展出严密细致的分类系统，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大众文化体现出多元文化趣味的诉求。与其相适应，文学名著的改编也遵循了类型化的制作模式，在艺术样式上更具包容性，尽力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审美品味。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古装电视剧经典改编的范围愈加扩大，观念愈加开放，策略愈加“流行化”或“通俗化”。首先，经典的认定标准不再高不可攀，以往不曾进入文学主流的“通俗文学”也随着时空的阻隔化身为现时的经典。如“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近年来成为电视剧改编的新热点。《金粉世家》、《秦淮人家》等一系列电视长剧占据了各大电视台黄金档期，在商业化和艺术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笔者以金庸的《天龙八部》所代表的古装武侠剧为例，这类作品以虚构的侠义江湖为叙事空间，以迷幻激烈的武打动作创造视听奇观，以明星阵容塑造角色认同，在正邪对立的基本故事框架中演绎极致的爱恨情仇。这些基本特征具有可复制性和独特性，已经成为古装武侠剧立足市场的“消费点”，其确立首先秉持了中国民众对于侠文化的审美传统。“侠”，根据考证，是音转于陕西的方言“人廷”，意思是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字型则取自“铗”，此字是剑的别称。侠士因手有三尺青锋，心唯重义轻利，而不受俗世柴米之苦，不被规范体制所束，自由放荡、快意恩仇，从而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征，是对正统儒家伦理义理的一种质疑甚至是反叛。传统审美心理的趋同促使古装武侠剧从港台而广泛传播到大陆，乃至海外的汉文化圈。独立反叛体制的游侠义士，超越日常生活的英雄伟绩和情感世界，使大众在精神消费中得到了想象力的释放和心灵的直接愉悦。
将名著改编成电视剧，不仅是将以文字作为表意符号的文学作品，变成以声音和图像为表现手段的电视作品。而且应看到两者间的不同。文学靠了语言的魅力，可以调动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而电视剧不可能将文字所描述的全部细节，特别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评论性语言尽数变成屏幕上的图像。但是它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尽现动态的生动的形象体系。文学名著的改编能够提升电视剧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内涵，深厚的大众审美心理基础和现代的视听媒体再现也促进了严肃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有效传播。
改编自名著的电视剧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名著的高超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可有效的保障剧作质量。名著的普及效应和人们对改编效果的心理期待，可明显的增强其传播作用。这都是提高收视率的重要前提。诚然，改编名著也同时具有不可小视的局限，好比是带着脚镣起舞，举手投足间不可随心所欲忘乎所以。否则就会被指责背离了原著，减弱了艺术魅力，有损艺术形象。
毕竟，一部浩瀚巨著简略为荧屏上的戏剧故事；艺术想象中的典型人物化身为直感可见的演员形象；华采骈俪的文学语言转化成直白简单的日常对话；传统文化脱离原有的语境，经历大众文化的改造后，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品格，最终成为大众消费的即时对象。“大众文化对雅文化产品的改造和变形，增加了自身的文化丰富性和象征资本，找书苑 www.zhaｏshuyuａn.cｏm进而达到在大规模生产场中的资本增殖。”
对于许多作家而言，文学艺术是一个充满个性理解的独立世界，承担的是对人性的形上之思，对世界本质的思考。从韦伯的“审美自律性”开始，到齐美尔提出的保持心灵的丰富性只有远离日益物化的现实世界，再到阿多诺的“艺术通过自身的存在而实现了社会的批判”，均是强调艺术是拯救人类精神的乌托邦。而对于凭借大众传媒工具的电视剧而言，它所代表的是大众美学，其个人性与独立性显然减弱了许多，甚至于有论者认为大众媒介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媚俗美学。事实也确乎如此，精英文化的立场、极端镜头的运用、复杂的隐喻修辞、优美的诗意等在电视剧中难以见到。因此，电视剧改编的特殊性常常使得原著与之在文化立场上发生难以协调的冲突，即便如普遍赞赏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大量奇观化的打斗动作与场面设计，将古典小说的含蓄优美的韵味消解。
《天龙八部》的改编显得有些复杂，就文本选择而言，两者的文化立场是契合的。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读本，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充满了很多大家熟知的模式，如复仇、夺宝、情变模式等等。同时值得需要我们注意的还有情节背后隐藏的文化意韵。事实上，作品的文化意韵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一方面，对于情节发展具有阐释性，从文体气脉的角度支撑着情节的发展与走向，另一方面，表明作者本人的性情和文化选择，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取向。因此，怎样把握与处理文本中潜在的文化意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