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掉母亲的电话后,我和黄馨匆匆赶到了州医院。
雪花飘飞,远远的山峰上白蒙蒙的一片,像是群山裹素,在为我的祖父悲哀。
我问母亲,祖父究竟是什么病。我母亲告诉我:就连州医院也没有办法确诊——前一天他还在家里刨着木头,突然说了一句:“我好不舒服。”然后就倒了下去。
吓坏了的奶奶赶紧给儿女们打电话,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医院,找到我的小舅,安排了最快的速度给他检查以及急救之后,小舅把主治医生的话转告大家:可以准备后事了。
纵然无力回天,也要略尽人事。所以大家又把他送到了吉首的州医院——湘西人总是对州医院有一种盲目的迷信,何况祖父的儿女们对他的身体也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
毕竟我们都从来没听说过祖父的身体出过什么问题,五六十年了,连个小病也没见他生过。
但是当州医院的医生们也是叹息一声,摇摇头之后,大家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祖父要离我们而去了。
祖父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以勤劳、纯朴为关键词的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的奶奶也是。从我记事起,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除了每年的除夕和初一,他们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们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当我们这一代人拥有了大小周末、拥有了双休;拥有了黄金周——当我们挥霍着这些休息的时间打麻将、唱卡拉OK、跳舞、上网、洗头洗面、按摩、一夜情——的时候,他们默默而辛勤的劳动着,却没有谁付给他们加班工资。
每当我们这些晚辈强硬着,要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会停下手中的活,戴上老花镜打开电视,或是拿份报纸让我们读——不过几分钟后,他们就会坐立不安,无论是电视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安闲下来,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去干活。
他们和万万千千个劳动人民一样,只是有着一个坚定的信**: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了挣到下一天的饭钱,今天就必须要劳动;为了不让自己和儿女孙儿辈们挨饿,自己就必须干活。干下去,直到再也不能干的那一天。
我看着一脸苍白的祖父,心底默默的说:现在,我的祖父,你终于可以休息了。
在医院里,我看到了两个叔叔、和姑父姑姑——奶奶和其他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布置——我的母亲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我们都知道她想说的是布置什么。
除了我母亲,祖父是不喜欢、也不信任其他的两个媳妇的,他有着小农特有的多疑,总是害怕媳妇划算着自己的那点小小积蓄。
甚至对我的奶奶也是如此,他总是担心我的奶奶把他辛辛苦苦攒下来准备盖房、准备给我和几个堂弟娶媳妇的钱占为己走——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除了姓丁的,这个世界上没好人。”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们都会笑,我的母亲也不姓丁,却掌管着他所有的财产。
从我母亲还在县城的信用社工作时,就开始掌管了他的财产。那时上门揽储的难度很大——当时的信用社是个新兴事物,绝大多数的人都情愿把钱收在床底、收在墙缝,也不愿意拿出来放在银行里。当时的揽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家银行竞争残酷的抢存款,也没有什么考核制度,揽不揽得到存款完全看信贷员的个人素质,但似乎比起现在和工资奖金挂钩的那种揽储考核来,那个时候的人更为认真——我的母亲为了揽到祖父家附近那一片的存款,愣是连着三天给祖父做工作,把祖父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钱,除了他偷偷藏着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私房钱之外,全骗进了信用社。
之后,每个月我母亲都会带上算盘、存单,把帐目一一向祖父报告清楚。
我的祖父有着中国农民式的狡黠,他虽然不大识字,但却偷偷的学会了记帐和计算利息——整整五年,六十个月,我母亲报的帐和他自己躲在家里偷算的,从来没有一分钱的出入。
他才终于开始放心我的母亲,把自己藏在贴身棉袄里的私房钱拿了出来,全部存到母亲的信用社里。
不过后来这种信任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在我母亲银行里的钱只有五万不到的样子,但他盖房——中国的农民们存钱最终的目的一般就是盖房,以及帮儿子们娶媳妇——盖房花掉了将近九万块,全是我家里贴的,所以他只能自嘲的笑笑,再也没管过自己的帐,虽然我母亲每个月依然去向他报帐。
看到我来了,他勉强的伸出手,我冲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掌上满是老茧,就像一块枯干的树皮。他像是回光返照般,充满希望的问:“跟在你后面那个,是你媳妇吗?”
他不是不认识黄馨,但他的目光全部注视在我的身上,那是无限关怀、无限留恋的眼神。
我鼻子一酸,没有说话。
姑姑在一旁,抹着泪,赶紧说:“是的,是的,爸,你长孙带着孙媳妇来看你了。”
“那就好,长孙媳妇——就是我看不到重孙了,呵呵。”
他费力的伸出手指头摇了摇,我的母亲凑上前去。
他用弱不可闻的声音说:“给我孙媳妇打发点钱——别让人家说我们家不懂礼数。”
母亲点了点头,但没有动。
祖父竭力想用一种严厉的眼神看着我的母亲,但他终于还是无法凝聚起足够的力量——但这份努力已经足够让我的母亲妥协了,母亲从医院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了他的布包。
这个布包是深蓝色的,我非常熟悉——小时候祖父经常从这个布包里拿出一毛、或五分的硬币给我买糖、买冰棍——看着母亲打开、再打开里面那层薄膜纸、再打开一层油纸,从里面拿了一百块钱,再层层包好。
母亲把钱给了黄馨,黄馨迟疑着不知道怎么办,我沉声说:“接着。”
看到这一幕,祖父像是放心了,喃喃的说着:“可惜我看不到重孙了——可惜我看不到重孙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失去了控制的手重重的摔在被子上。我呆呆的看着他,母亲把我推出了房间,身后,传来了姑姑和几个男人哭泣的声音。
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我和黄馨看到这个场面,我点了一支烟,对黄馨说:“对不起。”
“没什么的——这一百块钱?”
“你拿着吧。”
我们谁也找不到话题,只是站在房间外,看着漫天的风雪中,等着我母亲、姑姑她们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出来了,她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么?”我有点惊讶。
“车子坐不下——”我母亲显得有点言不由衷,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并不是车子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
在家里,我一直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物——我祖父不在了,这个大家庭里以前被他压制着的各种各样矛盾,例如房子、例如存款,等等还有一些以前也许根本就想不到的矛盾,必然浮出水面。我的这份强势并不能带给我们家实际上的利益,但却很有可能影响到大家庭里表面上的和睦。
想通了这一点,我不太自然的笑笑:“妈,那你们先回去,我留在吉首收拾一下,看明天还是后天,自己搭车回去。”
母亲看着我,叹了口气。
我走近她,轻轻的对她说——就连站得稍远的黄馨也没能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妈,房子就不要和他们争了,他们要就送给他们吧,爷爷的存单也还给奶奶吧。一家人,没必要为这些东西闹翻天,给别人看笑话的。”
母亲的身体一震,她实在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么通情达理的话来。毕竟一直以来在他们大家的心目中,我都是一个不能吃一点亏的人。
其实并不是我不能吃亏,我只是看不得所有的狗明明都想要一块骨头,眼睛盯得死死的,却对着别的狗说:“我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想要这块骨头,只是他摆在我家外面,我要不拖进去会影响城市卫生的——”
就像《紫川》里说的:“每次有人跟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的时候,找书苑www.zhaoshuyuan.com 不用问,那一定是钱的问题。”
我不是不能接受他们明争,我只是不喜欢看到他们暗夺。
我其实只是一直以来,就看不惯这种虚伪。所以才会给人一种我不能吃亏的感觉——其实我也很奇怪,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说个清楚呢?究竟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想要的东西愿意出多少代价,大家好好的推心置腹的谈一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母亲点了点头,正要进去,黄馨突然出声了:“阿姨,这钱我得还给你——”
我们都回头看着她,她的脸涨得通红:“这是丁丁的爷爷给他孙媳妇的——我,我不配拿——”
她把钱塞到母亲的手里,飞奔着跑开,雪花打在她的身上,风中,仿似传来她隐隐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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