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一梦
没有钱是悲哀的事。但是金钱过剩则倍过悲哀。
——托尔斯泰
2002年8月8日《泰晤士报》有则报道说：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圣麦格勒的村里，住着一个叫布莱卡德的农民。一天，他去附近转悠时顺道买了张彩票，没想到竟中了150万英镑的大奖，这让本来清苦的布莱卡德有了做个大富翁的美梦。
他一下就想到了饲养“费尔南德斯牛”。养这种牛在他父亲那时就是谋生手段，况且它已濒临灭绝，全法国也只有780头了。于是他在附近购买了一个86英亩的农场，又购进了119头“费尔南德斯牛“。
本分善良的布莱卡德并没有忘记贫苦的父老乡亲，常常成百上千地往外施舍，有的名义上是借贷，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去讨要。可令人不解的是，他的这些慈善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名声。不仅没有人打算还，而且每当他出现在村头，原本那些共患难的乡亲都要说三道四，甚至打开窗子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架势像要把他吞进肚里。
他想，企业主不但要提高科技含量，还要敬业，走自己的路让人去嫉妒吧。他请来了科技顾问并开始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果然，牛儿膘身看好，头数猛增。但那时的农场他一家人已忙不过来，他以当地通行价码请村上人帮忙，但没有人愿意，即使请来了也不肯尽力。牛多了，吃的草也多了，他以传统价买草也买不到手，只好以每吨90英镑买高价草。人手不足牛群徽散，草料不足牛瘦致死。
他觉得单科技和敬业还远不够，还必须提高管理水平，于是，建立起了劳动制度、督查制度和分级核算。可是，情况并未好转，本来还算要好的乡亲联合起来，三番五次地向政府请愿，状告他的牛隔三差五“胜利大逃亡”，糟蹋庄稼阻塞交通。他们看到牛在大街死亡不仅不给予同情，反指控他**动物。于是政府警告他，要么自己动手迅速“减员”，要么全部没收。
一周后，法国宪兵队查封了布莱卡德的农场，实行强制转移，并勒令他支付牛群的全部运费和途中“伙食费”。这下布莱卡德穷得一文不名，还多出一肚子窝囊气，变卖农场和牛群已是他的唯一选择。就这样，布莱卡德梦一样地成了富翁，转了一个圈子又把富翁还给了梦。
人们之所以达不到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因为他们总想一蹴而就，而忽略了其中的环节以及将会受到影响的因素。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感恩的谢柬
蜂从花中啜，离开时营营的地谢。浮夸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他道谢的。
——泰戈尔
依琳娜、莎拉和德鲁还小的时候，每当他们要向人家致谢，就口述感谢词句，由他们的母亲贝德福德书写。但是到孩子长大一些，有能力自己写谢柬了，他们却必须三催四请才肯动笔。
贝德福德会问：“你写信给爷爷，谢谢他送你那本书没有？”或问：“陶乐思阿姨送了你那件毛线衫，你可向她道谢？”他们的回应总是含糊其辞，或耸耸肩膀。
有一年，贝德福德在圣诞节过后催促了几天，儿女们竟一直毫无反应，她大为气恼，便宣布：“在谢柬写好并投寄之前，谁也不准玩新玩具或穿新衣。”
但他们依旧拖延，还出言抱怨。
贝德福德忽然灵机一动，说：“大家上车。”
“要去哪里？”莎拉问，觉得好奇怪。
“去买圣诞礼物。”
“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她反驳。
“不要啰嗦。”贝德福德斩钉截铁地说。
待孩子都上了车，贝德福德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家为了送你们礼物，要花多少时间。”
贝德福德对德鲁说：“麻烦你记下我们离家的时间。”
来到镇里，德鲁记下抵达的时间。三个孩子随贝德福德走进一家商店，帮她选购礼物送给她的姊妹。然后他们回了家。
三个孩子一下车便向雪橇走过去。贝德福德说：“不许玩，还要包礼物。”孩子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
“德鲁，记下到家的时间没有？”
德鲁点点头。
“好，请你记录包礼物的时间。”
孩子们包礼物时，贝德福德替他们冲泡咖啡。终于，最后一个蝶形结也系好了。
“一共花了多少时间？”贝德福德问德鲁。
他说：“到镇上去用了28分钟，买礼物花了15分钟，回家用了38分钟。”
“包这几个盒子用了多少时间？”依琳娜问。
“你们俩都是两分钟包一个。”德鲁说。
“把礼物拿去邮寄，要花多少时间？”贝德福德问。德鲁计算了一下，答道：“一来一去56分钟，加上在邮局排队的时间，要71分钟。”
“那么，送别人一件礼物总共花多少时间？”
德鲁又计算了一阵，说：“2小时34分钟。”
贝德福德在每个孩子的咖啡杯旁放了一页信纸、一个信封和一支笔。
“现在请写谢柬。写明礼物是什么，说已经拿来用了，用得很开心。”
他们沉默构思，接着响起了笔尖在纸面上的声音。
“花了我们三分钟。”德鲁一面说一面把信封封好。
“人家选购一件情意浓厚的礼物，然后邮寄给你，所花时间也许超过两个半小时，我要你们花三分钟时间道谢，这难道是过分的要求吗？”贝德福德问。
三个人低头望着桌面，摇摇头。
“你们最好现在就养成这习惯。早晚你们要为很多事情写谢柬的。”
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感恩，感激祖国给了我们和平，感激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感激他人给了我们帮助；生活中需要感恩的事情实在很多，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才能体会到人生的幸福。
从囚徒到明星
艰苦劳动加正确的方法加少说空话，就等于成功。
——爱因斯坦
一个名叫热佛尔的黑人青年，他在很差的环境——底特律的贫民区里长大。他的童年缺乏爱抚和指导，跟坏孩子学会了逃学、破坏财物和吸毒。
他刚满12岁就因为抢劫一家商店被逮捕了；15岁时因为企图撬开办公室里的保险箱再次被捕；后来，又因为参与对邻近的一家酒吧的武装打劫，他第三次被送入监狱。
一天，监狱里一个年老的无期徒刑犯人看到他在打垒球，便对他说：“你是有能力的，你有机会做些你自己的事，不要自暴自弃！”
年轻人反复思索老囚犯的这席话，于是做出了决定。虽然他还在监狱里，但他突然意识到他具有一个囚犯能拥有的最大自由：他能够选择出狱之后干什么；他能够选择不再成为恶棍；他能够选择重新做人，当一个垒球手。
5年后，这个年轻人成为了全明星赛中底特律老虎队的队员。底特律垒球队当时的领队马丁在友谊比赛时访问过监狱，由于他的努力使热佛尔假释出狱。不到一年，热佛尔就成了垒球队的主力队员。
这个青年人尽管曾处于生活的最底层，尽管曾是被关进监狱的囚犯，然而，他认识到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它存在于自由选择的绝对权利之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权利。
热佛尔也可以推拖说：“现在我在监狱里，我无法选择，我能选择什么呢？”但他说的是：“我能够作出决定。”
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你作为自己生活的总统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种权利是区别人和动物以及其它存在物的特征。
世界上许多人说无法选择，就不存在什么个*自由。他们认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只是机遇。这种说法是偏激的。国际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富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被关进德国集中营。他研究了自己的思想，还与别人交谈。他得出结论说：“只有一种东西是不可剥夺的：那就是人类的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选择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的自由。”
因此，我们看到自己有选择权，我们能够选择。大多数人存在的问题是不想选择，因为我们一旦做出选择，便要承担责任。正因如此，有些人一碰到自己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时候就去责备别人，或者推拖再也不肯做出决策了。然而，为了谋取生活的成功，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我们必须运用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自己生活的总统，你每天、每个小时都可做出自由的选择。
你必须做出选择：
你可以轻视自己，也可以诚实地对待自己；
你可以觉得自己是人微言轻的无名之辈，也可以心灵充实；
你可以办事拖拉，也可以马上就做；
你可以整天自寻烦恼、牢*满腹，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应付一切；
你可以遵循箴言来生活，也可以按照别的生活原则生活；
你可以对生活悲观失望甚至逃避，也可以充满信心地投入行动；
处世为人你可以选择善良，也可以选择罪恶；
你可以毁坏一切，也可以奋起建设新生活；
你可以成为你理想中的人，也可以满足现状停步不前；
你可以忠于职守，也可以逃避责任。
有关这一切的选择权都在你身上。
因为你是你生活的主宰。
人生的选择权在自己的手里，你可以对生活悲观、失望，也可以充满信心地投入行动；总之“机遇”只会青睐那些有自信的人，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谁说行家总正确
除了人格以外，人生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掉自信心了。
——培尔辛
“不行。”这个巧手匠说，“肯定不行！”
凯洛珊让他把一些黑白瓷砖贴到墙上去，他坚持说那样会掉下来。后来凯洛珊想了又想，认定没什么理由能证明瓷砖会掉下来，于是她自己把它们贴了上去。
妹妹凯洛琳来的时候，凯洛珊正琢磨这事儿。她眼里流着泪。她小儿子所在的那个幼儿园园长告诉她：“要是你教孩子的方法正确，哪怕你走开他也不会哭。”
“胡扯！”凯洛珊说，“他是个又好又乖的小宝贝儿，你不是不清楚！”
“可她还是儿童心理学硕士呢！”凯洛琳啜泣着，“她肯定知道。”“单凭某些人是行家就能说明他们总是正确吗？”她说。接着凯洛珊向她讲了一件她认识的一个编辑的事情：
那是佛蒙特的一个寒冷的早晨，这个编辑开的车突然不正常了，于是她赶快在一家汽车修理部门前停了下来。“别担心，”机械师向她保证，“车一跑起来，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她了解自己这辆车，在过去哪怕冷天它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可行家告诉她没事儿，她也就只好将车开走了。
后来她发现是水箱冻住了，那辆车也几乎报废。“真是报应，”她告诉凯洛珊，“就因为我听信了那些以为什么都懂的人的话，自己对周围事物应有的判断能力也丧失了。”
凯洛珊对妹妹说：“你对你儿子的做法就是犯了和她同样的错误。”
凯洛珊尽管责备，可对妹妹还是非常同情的。这个世界已变得复杂，人们在了解或互相打交道时，从能力方面就已经失去了自信。但常识却在现在和过去一样是大有益处的。再多的专长也替代不了对某一个人、某一种情境的特别认识。多数情况下，还得相信自己的判断。
凯洛珊是几乎丢了*命才学会这一点的。一天，她在看书的时候，无意识地挠了挠后脑勺，忽然注意到有那么一块地方，在挠头时发出的声响就和指甲划在空纸盒上的声音差不多。她马上去看医生。
“您说您脑袋里有个洞？”大夫取乐似地说，“什么也没有，您所说的恐怕也只是您头皮上哪根神经弹出的曲子！”
两年里凯洛珊找了4个大夫，他们都告诉她完全正常。当她找到第5个大夫时，凯洛珊几乎都绝望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要不信我的话，我就做个x光，让您看看我说得对不对。”她说。
果不其然，肿瘤在凯洛珊脑袋里已弄成了一个眼球大小的空洞。手术以后，一个年轻的大夫站在她床边，踌躇片刻后说：
“要说这也是件好事儿，您还是很聪明的。大多数人都死在这种瘤上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等发现时已晚了。”
凯洛珊知道自己并不聪明，而且在权威面前也表现得很驯服。但在找到前面4个大夫看病时她却应敢于直言。当然，对某些完全肯定的观点能提出疑问还是相当困难的。
行家们说的大都是那样肯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就表现得很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断言过将出现“和平时代”。制片人伊文.索尔伯格曾毫不犹豫地阻止过路易.b.梅耶，找书苑 www．zｈaoshuｙuan.cｏm 反对他购买《飘》的版权，因为据说反映南北战争的故事是赚不了几个钱的。连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中肯定地认为：“全世界不会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不应被行家之言吓倒。我们的推测或许和他们的差不多，有时可能还要比他们的强些。看一下凯洛珊用黑白瓷砖贴的墙，你就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了，8年后，它们仍牢牢地贴在那儿，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
当遇到我们确实熟知的领域，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住所，让我们听完行家们如何说后，自己再做主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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