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份，平面媒体进入下个年度征订发行的黄金季节。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行业、系统、协会等等，都办有报刊杂志，总数超过六千种，还不包括属于互动媒体的电视、广播、通讯、网络。一般说来，凡是公开发行的媒体，就得拥有一定受众和发行量，此为存在的根本和价值所在。不少媒体利用官方背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在管辖范围、系统、行业内发行，发行量不一而足。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各媒体的业务、运营经费、人员工资等诸多方面由财政按需全额承担，不存在生存困境和后顾之忧，也因此导致不少报刊，如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解放牌”汽车，几十年一贯制，始终顽固地坚持一张让人生厌的“老面孔”，“上帝（用户）”怨声载道，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在选择精神食粮方面，逐渐不在受束缚和被动接受。媒体在时代洪流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来到与时俱进、行业整合、大洗牌的十字路口。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不被时代抛弃，不少报刊杂志为扩大影响，分享广告市场份额，往往采取、动用党、政公权力，强制其他单位、群众订阅并不需要的报刊杂志：税务机关让纳税人“自愿”订阅“税务报”或者同内容的杂志、书籍；银行让贷款客户“义务”订阅“金融时报”、行业内部多入牛毛的报刊杂志；受过治安处罚的人被要求订阅“公安报、法制报”等等。
诸多媒体利用本不该有的摊派和强制手段，令一些经费紧张的单位苦恼不已，个中滋味，不说也罢。进入二十世纪末期，媒体开放程度进一步得到加强。财政断奶、自负盈亏、走市场化道路的生存、发展模式，给媒体界注入强大的动力，也使数十年习惯财政拨款、行政干预的媒体无所适从，从旱涝保收跌入温饱都愁的窘境。顺应潮流、应运而生的都市类、晚报类媒体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走的是纯市场经济模式，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很快赢得受众的喜爱，取得不俗成绩，成为带有党、政色彩的行业报、机关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平面媒体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整个行业面临心照不宣的共同特点：每发行一份报刊杂志，要倒亏几角、几元钱不等。想想看，一份报纸五六十个版面，纸张重达一市斤以上，零售价每份仅一元，批发每份价仅五角，可一斤废纸都可卖一元左右！新闻纸价格连年暴涨，据称每市斤已高达两元以上。加上油墨、印刷等基本成本，一家日发行量达三十万份的报纸，照上述成本剖析，每天倒贴几万元。媒体不是慈善机构，也没有哪个财团甘愿拿出大把的钱来烧掉（凡事也有例外，党报、党刊；强势党、政部门的行业报刊，因为有强制订阅的不公平模式，其定价高于所值与成本，发行上还是赚钱的）。
既然发行要烧钱，自掘的窟窿自然要靠广告来弥补。于是，广告市场几成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愿意掏钱在媒体做广告的财主们，也不会无的放矢，肯定选择发行量大、影响力大的媒体投放广告。媒体不甘人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逐渐形成营销做的好的少数媒体，几近垄断广告市场。其他行业报、机关报要想分得广告市场的一份蛋糕，异常艰难。激烈竞争之下，虚假、违法广告大行其道，受众（读者）成为被任意忽悠的牺牲品。众所熟悉的“三鹿奶粉、欧典地板、达芬奇进口家具、毒燕窝”等等热销一时的问题产品，无一不是媒体用广告版面，将黑心商贾推上丧尽天良敛财的“宝座”的！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媒体热捧的某个产品被认定是假冒伪劣产品之后，工厂老板甚至都被入狱判刑，而祸害大众的假冒伪劣产品最大的“帮凶”之一—媒体，却不受任何处罚。“三鹿奶粉”都能喝死人，为该奶粉摇旗呐喊、增加知名度的媒体，没有被没收广告所得的巨额收入，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责罚。
某晚，记者站同事们聚在一起，照例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国家领导人动态新闻播放之后，出现一条媒体从业者不得不关注的新闻：央视记者采访某乡镇干部，问年底基层最头痛的事情都有哪些？被采访对象头像做马赛克遮盖处理。
乡镇干部：除众多上级部门频繁的常规检查、验收、考评之外，最头痛的是无形之手摊派下来的报刊订阅。随后，央视记者的镜头对准该乡镇本年度订阅的报刊杂志，七十种，三百多份！
央视记者：这么多种类的报刊杂志，乡镇负责人和下属干部，每天每种报刊杂志都学习和阅读吗？乡镇干部摇头又摆手说：别说仔细阅读和学习，就是每种报刊杂志大概浏览一遍，从早上上班，再加班看到深夜，也未必看的过来。
央视记者：既然如此，还有必要订阅这么多种（份）报刊杂志吗？你们应该有主导权的呀。”乡镇干部：不瞒你说，按照我们乡镇的意见和实际需要，再结合经费一直紧张的实际，自愿订阅报刊杂志的数量，每年不会超过十种、十份。央视记者的镜头再次对准那七十种报刊杂志，来回移动。
央视记者：既然十种（份）就可满足学习的需要，多余的六十种报刊杂志不订阅不行吗？
乡镇干部：原则上不订阅是可以的。但是，身不由己呀！打两个有可能得罪人的比喻：我们乡镇的经费是县财政局下拨的，财政局要求订阅该系统的报刊杂志，先不说我们有没有勇气与机会拒绝，他们已从下拨的经费中扣除报刊款，说的再严重点，不订阅摊派的报刊杂志，我们经费可能会遭遇长期的“研究研究”，拨付经费的速度也会慢过蜗牛！组织部门“推荐”的报刊杂志，可以拒绝订阅，但要冒着不能当“先进党委、优秀党员”，甚至不能提拔的风险。
央视的新闻短片长度近十分钟，很不寻常。
林站长看罢新闻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敢断定，国家要在报刊发行方面出台强硬措施。央视在下个年度的报刊发行黄金季节播出这档新闻，显然不是巧合，明显别有深意。明天的‘人民日报’肯定会刊载同样内容的重头文章。”林站长年龄不大，可早就堪称“老新闻”，他这番话一说出来，我、刘主任、匡主任等人都随声附和“林站长分析的不错。”
匡主任说：“其实，媒体市场化运作之后，党报、党刊在发行与影响力两方面受到一定冲击，按照我们国家现行制度和国情，即便给予媒体充分的发展空间，也绝不会任其无约束的发展，挤占党报、党刊的空间。如果央视的这档新闻真是为报刊发行出台新政造势，我想行业报、综合类的报刊发行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林站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在工人报记者站没有发行任务。不过，我的‘法制与xx’杂志会不会受影响还难说。刘主任，从明天开始，加大招聘杂志发行人员力度，也为一周年庆典储备人手，一石二鸟。明后天召集全站人员开个会，最近的业务方式要做一定的调整。”
刘主任说：“林站长，汪主席那头的工作还得想办法做，记者站属地化管理之事迟迟未能落实，夜长梦多呀。”林站长擦擦眼镜说：“我比谁都急，市委宣传部已催两次。可汪主席答复，将记者站挂靠到汉水区总工会。区总工会级别比芝麻官还小三级，让我们的脸往哪里放？我琢磨着还得请报社出面，与省总工会领导协商，由省领导给汪主席打电话，让他配合记者站的工作。”刘主任说：“行，越快越好。”
果然不出林站长所料，‘人民日报’刊登出变相摊派报刊杂志给基层单位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文章，在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呼吁将“制止报刊杂志变相摊派”列入为基层减负的项目之一。既然顶级媒体已经开始舆论风向造势，次一级的媒体自不在话下，有关部门也进行必要的讨论。很快，中宣部、中纪委、国务院减负办、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数家党政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从本年度起，禁止各级相关联的上级单位以任何形式向下级单位摊派报刊杂志，一旦哪家单位不顾禁令我行我素，将进行通报批评，并对违规报刊杂志做出处罚。
当然，文件还有一项硬规定：做好党报、党刊的发行征订工作。明文规定国家级的党报、党刊有七种，任何单位都必须订阅，根据某个单位下属部门多少，人员多少，落实足够的份数，订报刊款直接从应拨付的财政经费中扣除。国家级的党报、党刊之外，各省市也有党报、党刊，也被列入必须订阅与财政扣除款项的范围。如此一来，一般的基层单位只需订阅十种左右的报刊杂志就可圆满完成任务。还因为是财政支付报刊订阅款，再不用为这笔不小的开支东挪西借，基层叫好声一片。
工人报属于不折不扣的行业报，随着国企大量倒闭、改制，工会地位也随之渐行渐远，报纸的发行量同样每况愈下。我好歹为报社服务一两年，问及“西部工人报”发行量究竟多少份，社长们拒绝回答。林站长早就教育我们要统一口径，对外放话是发行量30万分。媒体同行们却众口一辞说工人报发行不会超过三万份。
有次到市邮政局采访，顺便问投递班的同志们，工人报每期的发行量究竟是多少份？他们说非常精确的统计数据是：工人报在汉水市发行量为两千份。找书苑 wｗw.zhａoshuyuan.ｃom 以此类推，全省十地级市总发行量可见一斑。而汉水市拥有工矿企业的数量、职工总数，在全省十地级市中位列第五，后面的几位“兄弟”还要差一些。另外，汉水市两千份工人报的发行量中，某一家大型国企达到五百份，可见发行面窄又集中。除此而外，多数党、政、事业单位（包括公、检、法）尽管都有工会组织，却不一定订阅工人报。工人报的尴尬处境和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言自明。
或许是预测工人报今年发行在政策的干预下，有可能遭遇‘滑铁卢’，省总工会由两位副主席带队，分赴全省各地级市指导、检查工作。到汉水市来的是省总孔副主席、省总宣教部邓部长、报社马社长，一行人浩浩荡荡乘三辆小轿车于某日下午抵达汉水。接待工作自然非市总工会莫属，记者站也不能袖手旁观，一样很忙乎。汉水市委主管工会工作的是市委副书记牟详明，省总领导们不顾鞍马劳顿，一干人立即在市委第二会议室进行座谈。我和林站长鞍前马后拍照、写动态报道。
忙乎到晚上九时半才得以闲下来。马社长将林站长叫到宾馆会客室，问道：“你以前是不是雇佣过一个叫‘荣国齐’的人？他是不是与记者站有经济纠纷？”
什么？这等鸟事社长也知道啦！林站长心头“咯噔”一下，强装的笑脸立时晴转阴。(快捷键←) [上一章][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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